作者简介：
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导，上海高校智库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院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区域国別研究理论。主要著作有《大国成长的逻辑：近代以来西方大国成功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文化国际主义：新型国际治理的逻辑》《中国软实力战略》《从文化天下主义到文化国际主义——中国古代国际关系理论概念嬗变及当代转化》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成功的实践一再证明，习近平外交思想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指南，也是新中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从事对外交往和国际治理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条件下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理论最新最重要的发展成果之一，其作为大国外交理论话语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开放性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然而，由于中美关系的急剧变化，国际社会对迅速发展的中国及其外交政策出现了巨大的认知差距，特别是受美国反华势力影响下的西方社会“中国威胁论”颇有市场。这样，要优化中国国际形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除了政策宣介、外交沟通、信息交换、人文交流、经贸互动等政治、外交和舆论等领域的良性互动之外，还要从理论上进行探索，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大国外交理论话语进行国际传播的特点和规律。
一、进一步厘清大国外交理论话语国际传播的性质与内涵
大国外交理论话语国际传播作为一个特定的外交行为，讲的是如何使大国外交理论话语被有关国家直至国际社会逐渐接受的过程，它的性质与内涵受到国际传播学和国际政治社会学等理论的影响。根据国际传播学的新近理论，任何国际传播都是“建立在一定国际关系基础上的传播”，与此同时，如果将外交理论作为国际传播的内容和对象，由于它是党和政府的重大政策信息，属于政府传播的权威内容，它的传播进程、方法与效果紧紧地与传播主体所涉的国际关系联系在一起，更加需要关注国际关系的形势和国际社会的感受，因此，外交理论话语国际传播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本身与国际政治环境与形势高度相关，对核心国家利益、国际格局、国际制度、国际形势具有强烈的敏感性和相关性。这就决定了它处于高级政治领域，其政治性、斗争性、复杂性不是一般内容的国际传播可比。比较传统的国际传播理论往往把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作为国际传播的主要原则之一，大国外交理论话语国际传播也被奉行国家主义理念的学者视为实现国家利益特别是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的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以大国竞争定义大国关系的氛围下，大国外交理论话语国际传播就意味着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可能引发潜在或现实冲突。
传统的国际传播理论面临变革。根据国际政治社会学等已有理论，作为一种边缘性话语被国际社会主流话语接受逐渐纳入主流话语，实际上要经过反复的社会化和以辩论为特征的社会互动，以期被赋予更多的“国际合法化”，最终融入主流话语或受到国际社会认可，在这个过程中传播主体实现了软实力提升，也实现了话语权提升。大国外交理论作为特殊的政治话语，涉及大国之间的软实力竞争，容易引发主导国与新兴大国在国际治理上的观念冲突，因此其社会化过程充满外交辩论、意识形态斗争和理论论战，而同时由于一切国际规范都具有社会互动性和历史实践性，因此并不存在不能解构的话语结构。当然，大国外交理论话语的社会化分为区域、全球和领域等层面。全球层面的社会化，容易发生两种面向的分流，一种是霸权国或主导国控制的国际规范，一种是权威性政府间国际组织控制的国际规范，两种面向常常是交错或合流的，但在第一种面向因为霸权衰落或者放弃国际治理领导权时，第二种面向就会相应提升并扮演更加重要的作用。同时，大国外交理论话语的国际传播与社会化也不能划等号，国际传播有时更显动态性，受到国际政情、国际舆情、突发事件等影响，社会化则强调一种被国际社会认可的方向与过程；而两者均表明，良性的社会互动和一定条件下的话语实践，可以解构话语霸权、避免冷战式国际社会结构、建构不同范围内的认知共同体。从国际政治社会学角度对待大国外交理论话语国际传播，更倾向于从国际社会互动的角度而非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来提升国际传播的性质与效果。这可以称为国际传播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转向”。
显然，大国国际交往或传播，是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混合实现进程。从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看，越是接近大国成长的关键时刻，越需要显示其大国行为与大国话语的制度性、合法性及大国形象，进而提升其展示自身的软实力，实现社会性成长与物质性成长的统一。如果从国际传播学与国际政治社会学等学科交叉的角度来看，大国外交理论话语的国际传播，其实就是这种理论话语通过相关的信息流动、观念互动和文化对话等途径增进相互理解、形成共同文化、推进集体认同的过程。有人将两个学科的天然联系描述为，“国际传播学是国际信息化分析，国际关系学则是国际传播的社会学分析。”由于任何理论均追求普遍性的思想体系，而政治理论同时又属于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作为政治理论的一种外交理论话语是客观的外交政策信息与主观的外交价值观高度结合，大国外交理论话语国际传播就不可避免地充满了社会事实的逻辑与社会化的交锋，因此，它对相应的国际传播提出了较高的科学性、政治性和复杂性等要求。这么一来，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一种大国外交理论话语，其国际传播主要是指运用国际政治社会学和国际传播学等交叉学科的知识与技能，克服跨文化和跨政治等障碍，把外交思想全面准确地向国际社会做有效介绍，使之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支持和高度体认，消解有关“中国威胁”的错误观念，进而推动其成为国际治理和国际体系变革的理论话语权威。
二、进一步认识国际传播中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关系理论属性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经验的高度升华，从国际关系理论史的角度讲，是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在民族复兴关键时刻系统化的外交纲领，属于新时代的大国外交理论话语范畴。要全面认识这个外交纲领体系，可从至少三个方面把握其理论属性。首先，国际关系的理性认识。总书记对于中国在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刻的外交工作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有着不同以往的顶层设计，从其经历上看，他受到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教育，在东南沿海等改革开放前沿地带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对外开放理念，有过在当今最发达的西方大国美国短期工作的生活体验，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的中国与世界关系有着深刻的把握，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有着新的理性认识。其次，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从国际关系史上看，大国之兴，充分体现在该大国在指导其关键时刻的外交纲领，无论是德国的崛起，苏联的崛起，美国的崛起，还是日本的崛起，都有这样的外交纲领。中国也不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肩负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全球治理的重任，必须要有这样的治理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第三，新的“世界精神”和人类政治观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超越历史局限建设一种新型的国际体系即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在中国在当代的体现，要为人类进步以至于解放做出与国力和使命相匹配的贡献，因此，它必须向世界提出积极的治理方案，在国际社会中不隐瞒自己为人类服务的意图和立场。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是非常成熟的、革命化与现代化兼备的、有着世界胸怀的政党，与20世纪的苏联共产党在对待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构建上有着很大的改进甚至根本性不同。习近平外交思想从世界政治、人类解放的高度统筹中国的外交工作，而不是仅仅从国家利益实现和民族复兴等角度规划中国外交。这一点已经从新时代中国大国外交实践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践行，并日益得到国际社会中理论办人士的认可。因此，中国有信心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破解所谓的大国兴衰“修昔底德陷阱”。正是由于上述三重理论属性，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就比以往大国外交纲领的国际传播有着很大的不同。
三、进一步辨明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政治传播与历史同类传播的特点差异
作为新时代的大国外交理论话语，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政治传播与历史上同类大国外交理论话语传播既有相似点，也有不同点。相似点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关于全球治理的国际倡议具有远大的国际传播前景。其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内容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有志于引领世界政治潮流，这与20世纪初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国大国外交思想、十月革命后不久富有和平主义色彩的俄国（苏俄）大国外交思想有着一定的形式上的相似性，这种大国外交理论话语国际传播必须要经过艰苦的外交实践、大国间斗争和国际社会的互动才能实现。二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首先和主要的途径是政府国际传播。由于外交政策及其指导理论都处于重大决策的范畴，对外交理论的解释权往往归于政府部门，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属于权威传播的范畴，中央政府要进行顶层设计、责无旁贷。2021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写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就发挥了很好的传播示范作用。三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要遵循大国外交理论话语国际传播的社会化规律。一种话语要为国际社会接受，要与国际社会的主导性国际规范进行原则性对接，并通过有效的国际危机管理、适当定位国际身份等途径来彰显大国形象，从而提升自身的软实力和外交话语权。
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也遇到了历史上同类大国外交话语理论传播未有的形势与任务：一是就传播主体的国际地位和传播进程的性质而言，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更具“短兵相接”“两强相遇”的特点。历史上不少大国外交理论话语国际传播是依附在主导国的话语霸权下进行传播的，追求与话语霸权的“和平共处”，总体上是依附性国际传播；而当前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则是自主性国际传播。二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话语传播是一种跨文明的国际传播，较一般的跨文化传播更具系统性、连动性和艰巨性。“英国治下和平”时期的法国或美国国际倡议传播，或者“美国治下和平”时期的苏联或英国国际倡议的传播，虽然也有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因素，但是大都在西方文明的大框架内，有着共同的宗教文化基础。而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在东方文化或者儒家文明的背景下发生发展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无论从传播内容还是传播的路径上都有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思维方式的特点，这种特点要为长期处于文明优越地位的西方社会逐步接受，需历经更长的时间、更广泛的社会互动、更多的传播手段。三是当前的国际政治传播受到互联网、自媒体等严重挑战，大量掌握自媒体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的青年人或者有关组织能够摆脱或避开政府控制形成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舆论。
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