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松|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的重点难点

发布者: 来源:国际观察 发布时间:2023-05-25 浏览次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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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宏松,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牢牢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和新倡议,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要坚持和发展习近平外交思想,不仅需要将其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遵循,还需要做好国际传播工作,向世界各国阐释其理论体系和丰富内涵。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传播主要有三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理论传播与实践传播相结合。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具有鲜明的知行合一的实践特征,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科学思想体系。因此,对这一理论成果的国际传播需要同时聚焦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运用,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传播工作中,不仅需要向世界各国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深刻内涵,还需要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开展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讲好中国如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为手段,以全球伙伴关系为纽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故事;二是媒体传播与学术传播相结合。媒体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它不是唯一的传播途径。媒体传播有受众面广、持续性强等优势,但在论证力度、信息可信度和受众的二次传播能力等方面不及学术传播。学术传播的受众多为在世界各国学界、政策界和智库研究界掌握一定话语权的精英人士。如果他们认同习近平外交思想及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就会主动向本国民众传播他们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积极评价,从而形成良好的二次传播效应。因此,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传播工作中,需要将媒体传播和学术传播结合起来,既要注重通过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外推介习近平外交思想,也要借助国内和国际学术期刊、出版社等学术发表平台对习近平外交思想进行国际学术传播;三是话语实践与交流实践相结合。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传播是一种借助媒体话语和学术话语开展的话语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使用富有创造性、可信度和感召力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的关键所在。除话语实践外,交流实践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高层次政党对话机制和人文交流机制为主要载体的交流实践可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在高层次政党对话机制中,世界各国政党围绕治国理政经验展开深入交流和互学互鉴,这样的交流实践有助于其他国家政党深入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和世界意义。人文交流可以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政治互信和民心相通,有助于习近平外交思想融入世界各国民众的心灵,从而实现优于话语实践的传播深度和传播效果。因此,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传播,既要立足于话语实践,也要紧密结合交流实践。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向世界各国传播习近平外交思想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受到国际社会的热切关注和高度赞誉。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显示,中国整体形象好感度继续上升,六成以上海外受访者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个人、国家及全球治理的积极意义。自2017年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的两个决议、联合国大会“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的两份决议等联合国文件。


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在安全议题领域,中国积极推动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问题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深度参与太空、反恐、网络空间等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逐步促成新安全观形成,通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建立起有别于西方同盟体系的新型安全合作关系;在经济议题领域,中国牵头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成功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Partnership, RCEP)签署并生效;在发展议题领域,中国成功消除了绝对贫困,为全球发展和减贫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此外,中国还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积极参与全球抗疫合作,向世界各国分享抗疫经验和疫苗公共产品。


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上述外交实践在国际社会得到了广泛认可。尽管如此,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还面临一些难点。外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和行动存在一些误解和质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多元价值观。这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所持的一元价值观存在差异。受一元价值观影响,美国通过各种方式向外输出自身模式,将不符合美国标准的政治经济体制视作异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表示质疑。有西方学者认识到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主要特征的包容性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世界潮流,但也有一些西方学者无端指责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成果的行为冲击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诬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修正主义”和“霸权工程”。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积极参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持警惕和不信任态度。例如,美国将“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看作“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中国的再平衡战略”;一些欧洲国家则认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目的是将自身偏好的话语体系和制度安排推向国际社会。


为化解这些难点,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传播工作。一方面,中国需要坚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持不懈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将“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向国际社会进一步阐释人类命运体的目标诉求和实践路径,向世界展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图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将基于共生理性的制度设计、机制建设和合作倡议走深走实,从而迈向和合共生的过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正是沿着和合共生的制度路径将人类共同利益和人类共同价值贯彻于制度创新实践,籍此同世界各国一道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行。


另一方面,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传播与实践传播相结合、媒体传播与学术传播相结合、话语实践与交流实践相结合三方面的重点工作。就前两项工作而言,中国需要借助有扎实根据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基于实践成效的传播内容回应外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质疑。在话语实践与交流实践相结合方面,中国需要通过政党对话和人文交流实践力促世界各国在互学互鉴中充分认识到日益崛起的中国正在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为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从而进一步提升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传播效果。


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