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杜武征(1985-)，男，汉族，安徽亳州人，法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访问学者，上海高校智库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院成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奖学金获得者，上海市优秀毕业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
摘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知识逻辑和理论话语表述，习近平外交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系的政治话语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另一条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新境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新境界分两个层次：一是相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发展，二是相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飞跃。习近平外交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系的政治话语表述正是从“丰富发展”→“继承发展”→“大发展”→“大飞跃”→“重大飞跃”→“新境界”，从而越发清晰展现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历史地位。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大飞跃；新境界
放眼大变革大调整的当今世界和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新时代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抗压期、关键期与国际体系转型过渡期，新时代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发展环境可谓“浪更急”“路更险”。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两个大局”，坚持“两个结合”，统筹发展和安全，统揽“四个伟大”，延续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脉络，回答了新时代中国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怎样办外交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飞跃，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历史地位，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新境界。
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溯源与观察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氛围和舆论打压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处于研究边缘，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真理性和价值性不容忽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每一卷皆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阐释，尤其是《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对国家、民族、国际社会、战争与和平以及国家间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论述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国家制度、国家本质、国家利益和国家行为，评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剖析维也纳体系，对近代国际政治体系进行实质剖析与矛盾分析，揭露和抨击了欧洲列强的对外政策。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缅甸战争-俄国问题—外交官的有趣信件》《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英法联盟》《俄法同盟》《外交上的失礼》和恩格斯《德国的对外政策》《对波兰的重新瓜分》《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波斯和中国》以及他们合著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对外政策》《欧洲战争》等皆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虚伪性和两面性。马克思恩格斯进行外交文献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索世界和平，正如他们主张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尽管斗争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流血牺牲，但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世界和平。
国内从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相对比较少，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应进行深入系统和全面性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国内相关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一直紧跟时代发展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应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理论发展的显学和主流。在国外，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论述基本上是否定或怀疑的态度，可谓“五味杂陈”，也有充分肯定的观点和见解。比较温和的怀特（Martin Wright）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空场”状态，现实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在当今时代缺乏“生命力”。比较委婉的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马克思没有写出国际关系理论，但重担落在了后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肩上”,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能解释资本主义之前和之后的帝国主义问题。比较极端的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毫无贡献”，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一窍不通”，“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国际政治的理解漏洞百出，并且对未来提出了错误的预测”。比较肯定的库巴尔科娃（V. Kubalkovaand）和克鲁斯克沙（A.A. Cruickshank）对马克思国际关系思想进行了一定总结，迈克·多伊尔（Michael W. Doyle）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解的范式之一，多尔蒂（James E. Dougherty）和普法尔茨格拉夫（Jr. Rober L. Pfaltzgraff）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进行了介绍，华尔兹以“第二种意向的一些含义”，相对辩证的看待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麦考林（John Maclean）认为那些轻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论调是肤浅无知的。
其中，2010年之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讨论主要集中于阿涅瓦斯（Alexander Anievas）的《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争论中的全球资本主义》。2010年之后的相关论文，如苏亚雷斯·克里斯蒂安·奥罗斯科（Suárez Christian Orozco）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学分析视角，Robinson William I论述马克思主义相对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埃伦·迪兹金（Duzgun Eren）将政治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和历史社会学结合阐释“反欧洲中心主义”，弗拉维奥·米兰达（Flávio Miranda）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解读世界市场的国家间支配与从属的国际关系，拉苏洛夫·阿克巴尔（Rasulov Akbar）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对国际法应有贡献，阿金·阿德索坎（Akin Adesokan）讨论了全球化过程中的“非洲马克思主义”影响，艾尔纳·斯蒂芬（Ellner Steve）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集团政治及战略联盟以及在委内瑞拉应用问题，阿吉尔·马迈多夫（Agil MAMMADOV）论证了超脱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范式重要性，科斯蒂娅·玛丽娜·T（KostiÄ Marina T）回顾了21世纪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实践过程，提出“新世界秩序”问题；罗克珊·阿曼达·邓巴-奥尔蒂斯（Roxanne Amanda Dunbar-Ortiz）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土著斗争理论框架的意义，凯·乔纳斯·科登布洛克（Kai Jonas Koddenbrock）认为国际关系在资本主义分析中是“缺位”的，理应在国际关系学中引入马克思“总体性”批判；杰马尔·布拉克·坦塞尔（Cemal Burak Tansel）认为“欧洲中心牢笼”带来国际历史学的短视和僵化，理应以马克思主义“联系的历史”审视“非西方”挑战，他从地缘政治、社会力量以及国际视角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内阶级利益、国际与国际体系交织关系的方式；Hae‐Yung Song试图从批判国家发展拜物教到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批判，埃格尼·马洛（Egni Malo）论述了葛兰西思想对国际关系的贡献，凯斯·范德佩尔·皮尔（Kees Van der Pijl）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提出国际关系的准则理应被历史唯物主义替代，安德烈亚斯·佐拉基斯（Andreas Tsolakis）认为“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应走出全球资本、国际体系和国际之间关系的最初知识贡献，注重更广泛生产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彼得·伯纳姆（Peter Burnham）认为国际关系学科理应重新关注关注“批判—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是卢森堡（Luxemburg）、科尔施（Korsch）、布洛赫（Bloch）、鲁宾（Rubin）、帕舒卡尼斯（Pashukanis）、罗斯多尔斯基（Rosdolsky）等人的著作，意大利的“自主”（autonomist）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会议早年举行的关于价值和国家的辩论的贡献者的著作。等等。
另外，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关系的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如葛兰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的霸权思想，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全球化的民族国家挑战问题，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西方国际关系的批判理论，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依附论”，科克斯（Robert W. Cox）的霸权转换概念，R.W.米勒（Richard W. Mille）、凯·尼尔森（Kai Nielsen）和戴维·米勒(David Miller)的全球正义问题，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新型帝国主义探问，集中体现为批判“霸权论”、法兰克福学派、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和新帝国主义论。等等。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理论“满天飞”的学术热潮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受到西方不少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的专家质疑，甚至是否定。但在国际学界态势和学术压力下，国内从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相关人员更应该理直气壮的研究和讲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更应该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话语、理论话语和政治话语，更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进行学理分析和话语鉴别，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路径下创造性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自主知识话语体系和道理学理哲理。
综合而言，国内从事马克思主义国际理论研究的学者尽管相对较少，但一直没有中断，而且近些年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国外相关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观点，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完全否定马克思国际关系理论的声音应该引起国内相关学者的警觉，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具有知识性、科学性、时代性、实践性和学理性，还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涉及维护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问题，对这一层次应该进行批判性研究。第二个层次是比较委婉和温和的一派，这部分国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观点应该引起国内相关学者的注意，用以进行鉴别研究，“有必要作历史的比较研究”，用以不断完善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第三个层次是比较肯定的一派，这部分国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相关学者很珍贵，以及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里隐含的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引起国内学者的充分重视，用以进行学科对话、思维开拓、路径创新和理论话语介入，从而更好的促进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始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国际关系的重要思想，历经“苏联式”和“东欧式”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还有非洲和东南亚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相关学者一直关注和潜心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新中国以来的中国外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当代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应有部分。笔者认同郭树勇提出的：“以发展的、借鉴的态度推进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研究”。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崭新思想内容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既有继承发展，又有重大飞跃，2021年版《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学习纲要”）将其核心要义概括为“十个坚持”，2023年12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将十八大以来的对外工作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总结为“十个是”，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并且，“学习纲要”点明了“继承发展”是相对于“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重大飞跃”是相对于“理论创新”。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继承发展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充分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和平原则。
马克思着力研究《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的真实目的是探索世界和平，他以浓墨重笔批判了资产阶级国家外交的虚伪狡诈和两面性。恩格斯在《致保尔·拉法格》书信中言：“我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他指出：“毫无疑问，我们将为和平而斗争。”尽管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主张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甚至主张世界革命运动，但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为了打碎破败不堪的旧世界，探索世界和平，和平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要义之一。和平原则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对外工作主题，从抗日战争“争取永久和平”，新中国“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到毛泽东晚年的“两个中间地带”“一条线”和“三个世界”划分，直至毛泽东亲自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外交主题转向为“和平与发展”，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俨然成为世界发展趋势，和平发展道路写进党章和宪法。习近平外交思想传承了新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殖民主义的优良外交传统，从求同存异至聚同化异，赋予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和谐世界”、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精神，推动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充分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和平原则。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完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开放性和国际性的，“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克服却又接纳民族主义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言：“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内政延伸外交，外交与内政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一直是有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接受了国际主义援助，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内政、不强加意志的慷慨解囊帮助非洲落后国家地区和援建坦赞铁路，针对帝国主干涉柬埔寨内政发表“5.20”声明，派遣农业技术组和医疗队援外，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贷款、优惠贷款和无偿援助，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一致性。进入新时代，截止2023年8月，中国同2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和碳市场，植树造林占全球人工造林的1/4左右，累计向153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提供数千亿件抗疫物资，是第二大联合国会费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也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参与了几乎所有政府间国际间组织和500多项国际公约。中国在世界上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义务和责任，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扩大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经济政治联系，中国已是同世界紧密结合为一体化的世界，习近平外交思想将民族复兴同促进人类进步有机统一起来，是真真切切的完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一致性。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全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外交为民宗旨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具有狭隘的物质利益索求特质，正如他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指出的：“至于以联合内阁为代表的不列颠贵族，只要他们觉得需要，就会牺牲英国的民族利益来满足他们特殊的阶级利益”，马克思批判了英国贵族阶层为满足自身私利而罔顾人民和国家利益，马克思主张民族国家的外交利益应该是人民利益同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而不是仅仅为了权势阶层的特殊外交利益而罔顾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华尔兹认为，“马列主义关于改变私有制、变革国家制度的思想是可取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为人民幸福、为民族复兴同为世界谋大同的追求是一致的，党的价值追求就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党的领导就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属性。从新中国“文装解放军”为人民服务，到中国外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维护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一直是中国外交的神圣使命，习近平外交思想“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外交为民宗旨，以“百姓心”为“外交心”，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主动开展民间外交，发挥人民关心外交、参与外交、监督外交的合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涉及外交领域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也门撤侨、乌克兰撤侨、苏丹撤侨，“中国领事”APP全面上线，中国护照“含金量”满满，外交部为全国20多个省市举办全球推介活动，设立24小时海外公民热线等，习近平外交思想全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外交为民宗旨。
（四）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动顺应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世界交往和世界历史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不仅民族与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世界历史”概念的双重性用霍布斯鲍姆的论断：“既要坚固，又要美观，要集物质与想象、肉体与精神于一体。这种双重性正是资产阶级世界的一大特征。”马克思将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充分交往进行了辩证统一，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也是人类进入世界历史之后的充分社会交往产物。近代中国自1840年被迫卷进马克思语境中的“世界历史”，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主动融入世界，从毛泽东要求中国人理应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否则有被“开除球籍”危险，直至改革开放时期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中国逐步向世界敞开大门。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中国主动把握世界历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践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反对所谓的“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方向，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引领国际体系和秩序变革方向，高质量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平台，助力共建国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倡议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已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连续15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动顺应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世界交往和世界历史发展趋势。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大飞跃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活现了自由人联合体的终极追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本体论重大飞跃
资产阶级在国内造就异化的“资本人格”，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则是如同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揭示的“外交异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阶级和国家都不是从来就存在的，也不是永远会存在的，如果阶级不再存在，国家也会消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人联合体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追求。马克思批判“虚幻共同体”，阐释“真正的共同体”，一直到科克斯（Robert W．Cox）提出“公民共同体”和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的“对话共同体”。望月清司认为，“共同体中的个人→内部交往→共同体之间的交换→所有制的各种形式→农业和工业的分工→大工业=市民社会的分工→以及普遍交往的完成=自由个人的联合（共产主义）。”人类社会走向自由人联合体是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加强世界性的生产和交往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必要前提和物质基础。新时代中国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回应世界人民发展诉求和祈盼，非常适宜的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温特（Alexander Wendt）言：“21世纪对外政策决策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发现一种方式，既可以相互尊重主权的个体性，同时又可以把各国纳入建立真正的国际共同体的进程。如果国家能够解决个体性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就一定会创建一个康德无政府文化的体系。”人类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物质生产和交往的自然结果，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探讨的“生产的国际关系”，“不能因为落后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并在与资本主义富国进行交换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些利益，就否认富国通过对外贸易和国际交换对穷国进行剥削的客观实际。”不同于旧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面临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经济萎靡以及和平、发展、安全和治理皆处于赤字状态，习近平外交思想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立足开放包容、多元互鉴的世界主基调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大潮流，对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世界的世界难题，进行顶层设计、战略谋划和策略运用相结合，提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奋斗目标，指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长治久安、文明互鉴的正确方向，指明世界文明进步方向，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秩序观和价值观，解决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和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利益共生、权利共享和责任共担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在马克思主义国际理论的本体论上实现了重大飞跃。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揭示了西方普世价值的欺世盗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价值论重大飞跃
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已充分揭露英俄勾结损害“第三方”的国际关系勾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异化外交”和双重标准显而易见，西方引以为豪的普世价值并没有带来世界平和，反而愈发体现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梦呓和痴心妄想，前有不少第三世界国家被普世价值欺骗导致的颜色革命、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近有西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导致的世界经济衰退和“逆全球化”，“马克思的观点不是为了自身的目的而疯狂地用唯生产力的体系取代资本主义。相反，他的目标是全人类的自由，他可以理解为人类自由时间的扩大和生活中的受制于‘必然王国’成分的减少，即满足我们生存需要的斗争。”西方普世价值掩盖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在祸害人类社会，西方普世价值是其抢占道德话语高地的道具和对外宣传形象的面具，追求西方主导国际秩序，不惜发动战争和制造危机强迫非西方国家接受其理念和价值渗透，其隐藏的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已抬头，西方普世价值实践的“新冷战”、“小圈子”、意识形态偏见、技术封锁和发展脱钩等已充分体现其欺世盗名和两面性。
习近平外交思想以正确角色观为坐标，一直积极响应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在回应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期待和诉求的过程中提出贯通个人、国家、世界多层面的全人共同价值，将中国梦与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梦想贯通起来，将政党为人民谋幸福同为人类谋进步结合起来，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市场机遇、投资机遇、绿色机遇和合作机遇，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六大要素寻求世界不同文明价值的共通点，将中国价值同全人类共同价值融为一体，广泛宣介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主张，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发展格局，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营造有利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周边环境、合作环境、安全环境和舆论环境，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民族宗教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激发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合力和动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源和稳定器，超越了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虚假和欺骗性，为世界人民共谋和平发展找到了新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动力，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论重大飞跃。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走出了资本逻辑的国际剥削压迫处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实践论重大飞跃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深刻揭示资本的全球扩张导致落后民族从属于先进民族、乡村从属于城市，资本主义的全球积累史就是那些不发达民族和地区人民的血泪史。资本不仅仅是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跨国性带来的国际政治难题和经济的国际剥削，还有其赋予的“资本人格”和人类社会的“异化”导致世界道德和人类良心无所适从的难题。马克思的名言：“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全球落后民族地区被迫卷入世界性的生产和交往过程，南方国家和第三世界依然处于资本空间扩张的被国际剥削压迫处境。马克思的观点很明确：“资本主义国家导致战争，而社会主义则带来和平。”马克思揭露“国际政治的秘密”，探索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建设新世界服务的，人类社会需要新的文明形态。马克思指出：“在遥远的过去中探索出俄国何以变得如此强大，以及整个欧洲何以又在熬受着英俄两国奴役的谜底。”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带有“资本逻辑”裹挟的欺骗性、虚伪性和两面性。
资本空间带有的剥削压迫性扩展至全球性的外交空间实践，第三世界和不发达国家在资本主导的发达国家面前依然处于附庸和边缘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马克思进行外交文献研究的目的无疑是为了探索国家与国家的平等外交关系服务的。华尔兹在著作中认为，“纵观历史，著名的三大‘剩余’——人口过剩、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是与帝国主义相联的。”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后，以联合国为核心、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美好世界蓝图并没有转化为世界人民的普遍性实践，一些资本主义大国一直没有放下经济贸易战和科技封锁战，甚至不断进行汇率战和金融战用以收割“羊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年贡献率近30%，消除绝对贫困，世界减贫贡献率超70%，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及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决定其相对资本逻辑的制度优势、发展优势、政治优势和机遇优势，决定世界经济发展的时间与大势在中国这边，超越资本逻辑的狭隘性、破坏性和毁灭性，走出资本全球空间实践的国际压迫剥削处境，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外不少学者皆认为中国是“文明型国家”或“伪装成国家的文明板块”，习近平外交思想以正确大局观为坐标，坚持以中国特色主义为根本战略自信，精准识变、主动求变、科学应变，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调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略，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灵魂、最鲜明特征和最大政治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守正创新、自信自立、立己达人、开放包容、重情尚义和胸怀天下，开创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境界，充分彰显了中国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吸引力、号召力和塑造力，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践论重大飞跃。
（四）习近平外交思想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破解了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的世界迷思，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识论重大飞跃
流行于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代表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左右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一直无法破解“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不少国外学者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的起源、20世纪末期美日之间的经济战争等，皆证实了“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意在暗示中国无力承担国际领导的责任，无法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会造成国际性的“责任缺失”危机，不少国外学者通过美国取代英国没有承担相应国际责任造成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导致世界经济大衰退，用以间接否定中国的国际责任承担能力。“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在世界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吸引了不少信众，导致不少国际观察者无法用“客观事实”和“价值中性”思维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资产阶级开拓的历史已经走出地域性和民族性，人类历史从地域性的部落历史演变成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文献中已充分论述了人类在资产阶级开拓的世界历史面前已不能徒增“乡村社会”的伤感了，人类社会被迫卷进当代“金融资本”设计的圈套中等待被收割“劳动价值”。
人类社会全面参与世界性的生产和交换，“一国外交是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变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的”，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已经开始用世界历史的“长时段”研究方法和思考路径用以批判资产阶级外交的两面性和反动性，现代工业“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一种新型的不同于资本空间的外交观念产生。面临资本世界的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属性，个别西方大国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泛安全化”和“退群毁约”，甚至“筑墙设垒”“脱钩断链”、以强凌弱、以大压小、以富欺贫以及单边制裁、极限施压，从“五眼同盟”到“四边机制”，再到亚太“五四三二”阵势，尽是世界和平稳定的祸水，尽是个别西方大国为了收割中国“劳动血汗价值”套路和伎俩。可以说，个别西方大国为了收割中国人民的“劳动血汗价值”，已经不顾及任何颜面了，已经摘下他们的“文明面孔”，已经无所不用其极的用尽各种“学术套路”“经济阴谋”“政治勾当”“舆论手段”“金融陷阱”“话语绑架”等，就是想一次性榨干中国人民几十年奋斗出来的“劳动血汗价值”，欲使中国人民再次回到解放前的“饥不饱餐”“路有冻死骨”和惨不忍睹的“风雨飘摇”。
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深知和平的珍贵和难得可贵，新时代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欲要实现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只是恢复应有的尊严和地位，已同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划定了边界。习近平外交思想以正确历史观为坐标，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奉行真正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坚持对话不对抗、包容不排他，主动参与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倡导共同安全、普遍安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营造平等互信、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倡导世界多极化的平等有序和经济全球化的普惠包容，实践和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实现多赢、双赢和共赢，给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的世界注入正能量，超越国强必霸、大国冲突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弊病，破解了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的世界迷思，扬弃和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重大飞跃。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
自周恩来提出“外交学中国化”的重要任务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同中国外交工作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先后产生了毛泽东外交思想和邓小平外交思想，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体系，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新世纪初期的外交工作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习近平外交思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延续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路径，综合“三观”“三变”“四问”的大思路，在继承发展中国外交传统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了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治理等重大思想和重大倡议，拓展了中国外交理论内涵和外延，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揭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在规律、前进方向和本质要求，从顶层设计、战略谋划和策略运用方面科学制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方略、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全面运筹和积极推动实践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及多边工作，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建构“中国特色外交学说”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础。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外交领域彰显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中华民族崇尚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高尚品德和价值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外交哲学注重“天人合一”、“天下大同”“民为邦本”“兼相爱”和“大国宜下”等，自古就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博大情怀和“胸怀天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张“协和万邦”和“民胞物与”，察百姓之利、行天下大道、弘接物之情。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大历史观为坐标，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色，注重“以和为贵”，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外交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进行了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党做人的工作的特色优势，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外交文化中的生命力因子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在国际事务中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实现民族精神与国际主义以及中国气派与世界情怀的高度统一，展现了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形成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外交风骨，提升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引导国际社会形成了正确“中国观”，在外交领域彰显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实践第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察和深思中国同世界的全面互动关系，在实践基础上推进中国外交理论创新，破解世界难题，彰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创性的科学性特质。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底线思维，发扬钉钉子精神、攀岩精神、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工作实效，超越零和博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旧世界体系”的冷战思维，全面审视个别大国的“以往国际关系理论”思维基调和价值判断带给人类社会的危害，在充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站在人类进步和世界道义的制高点，扬弃和超过以往国际关系理论的诟病，开创了当代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新境界，彰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创新的先进性特质。习近平外交思想紧密结合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历史使命和历史方位，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坐标和战略目标，彰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时代性特质。习近平外交思想源自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是在解决“两个大局”下的中国外交重大难题过程中形成的战略思想，既有中国外交实践的理论概括和升华，又随当下中国外交实践而不断丰富发展，彰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创新的实践性特质。无论是在思想指引上，还是在对外工作实践上，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化、拓展、升华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规律，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
（四）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新境界
习近平外交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赓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和平原则，顺应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发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社会交往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外交为民宗旨，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一致性，创造性使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方法论，以交往促进和平、以共处维持和平、以斗争实现和平，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理论宝库。习近平外交思想在继承发展新中国外交核心原则和优良传统方面进行了理论创新，扬弃和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研究领域树立了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光辉典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领域的具体化和理论活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实践论的重大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境界。
结语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知识逻辑和理论话语表达，习近平外交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有两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学科方向和理论话语表达，中共二十大报告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最新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问答》（以下简称“学习问答”）描述“习近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外交领域的体现和拓展”，习近平外交思想可描述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第二条线索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关键词表述，“学习纲要”提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的继承发展和理论创新的重大飞跃”，“实现了中国外交理论的重大飞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交理论的一次大发展、大飞跃”。相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辟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新境界。”“学习问答”提及习近平外交思想“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和超越。”2023年12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对习近平外交思想有了新表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
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理论话语路径，习近平外交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系的政治话语可表述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新境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这一“新境界”分为两个层次：“继承发展”和“重大飞跃”，即：“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继承发展”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大飞跃”，进而阐释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历史地位，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