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崔昊，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师资博士后。
摘 要：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体现与制度表达。本文立足于对“和平思想”演进路径的系统梳理，聚焦习近平外交思想对邓小平和平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理论根基上，习近平外交思想延续了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坚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核心立场；在实践层面，则实现了从“防御型和平”向“建设性和平”的理论跃升，将和平理念融入全球治理与制度创新之中。文章通过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结合的分析框架，阐明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如何在理论深度、制度路径和战略格局上对邓小平和平思想进行创造性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理论支撑与行动指引。
关键词：
习近平外交思想；邓小平和平思想；继承与发展
引言
邓小平和平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和平思想的基础上，立足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外交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作出的重要创新性贡献。邓小平和平思想的提出是在世界多极化趋势出现的新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发展所进行的深刻思考与系统阐释，也是推动中国外交战略实现了由革命型向发展型的根本作用力的理论。邓小平的和平思想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强调在国际秩序演进中谋求合作共赢，以和平环境保障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从而将中国和平外交推向新的阶段。
值得明确提出的是，邓小平和平思想的核心是将“和平”确立成为彼时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并将“和平”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必然条件。他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打破了长期以来将“零和博弈”奉为圭臬的传统国际政治模式。因此，坚持邓小平和平思想，对于构建有利于中国深化外部环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具有深远的持久意义。
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是“创立和发展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外交理念体系的重大跃升，也彰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演变中的战略自主性和思想创造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上述论述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时代条件与战略机遇深刻辨析的能力，也延续并深化了邓小平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在马克思国际关系的理论谱系上，习近平外交思想在总体继承邓小平和平思想的时代观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实力跃升与国际环境的深刻变迁，进一步将时代分析方法、战略判断能力与主动塑造意识结合起来，体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与战略主动性。习近平总书记以“坚韧不拔之志、敢为人先之勇、识变应变之谋”，不仅对当今世界大势作出科学分析，更提出了一系列引领全球治理方向、构建国际秩序新图景的重大倡议与理论判断，形成了系统化、体系化、创新性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框架。
一、邓小平和平思想的历史逻辑与理论基础
20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深陷战争与革命交织的动荡周期，其根源不外乎在于帝国主义体系内部矛盾的全面激化。继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演进，全球范围内三大基本矛盾持续尖锐化，其具体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日益对立；二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围绕殖民地和资源展开的地缘竞争日趋白热化；三是帝国主义列强与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民族矛盾愈加不可调和。这些结构性矛盾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发展的根本张力，也深刻塑造了其历史走向。
（一）邓小平和平思想的历史逻辑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先后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深刻改变了全球力量格局。而与之并行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浪潮的兴起和蔓延。俄国十月革命拉开社会主义运动的序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德国和匈牙利的工人起义等，无不昭示着资本主义体系所面临的内在危机。与此同时，亚非拉地区广泛爆发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形成了强劲的反殖民潮流，成为推动世界历史走向多极化、促使帝国主义体系松动的重要力量。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始终高度关注国际局势的动态演变，并较早敏锐地察觉到世界历史进程中“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旋律的重大趋势。正因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邓小平在多个重要场合的讲话中，反复强调和平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现实紧迫性和战略基础性，明确提出中国将维护世界和平、致力于国家发展的基本国策上升为长期坚持的对外战略原则。
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首次系统性地将“和平与发展”视为当代世界最为突出的两大核心问题，并作出深刻阐述。他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
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工商会议所访华团时又进一步阐明了这一重要论点，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南西北四个字。” 1988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再次重申了其对当代世界格局基本特征的战略判断。他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值得明确的是，邓小平和平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不仅仅是基于20世纪后期国际格局演变的理解，更是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不断审视不断分析后所形成的。
因此，邓小平和平思想在历史逻辑中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反复讨论。一方面是和平的国际政治环境必然是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和平的发展环境，世界经济的发展必定受阻滞后因而影响世界各国的发展。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世界经济造成了空前浩劫。战争的频仍不仅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员伤亡与社会动荡，更使资本主义主要国家陷入经济衰退与制度性危机，全球生产体系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这一历史教训表明，在刀光剑影、兵戎相见的国际环境下，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难以一帆风顺，即便部分国家受影响相对较小，其发展进程亦势必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发展永远都是保障和平的基础条件，也是和平的目的和价值体现。在当前南北经济关系中，发达国家由于对资源市场与原材料供给的高度依赖，难以脱离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发展中国家出于对资本输入和先进技术设备的现实需求，同样无法脱离发达国家的支持。这种相互依赖的结构性格局，促使南北双方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战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而基于共同利益与相互制约所构建的“利益共同体”逻辑，在客观上形成了抑制新一轮世界大战爆发的制度性安全阀。这一事实印证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复杂相互依赖”理论的基本判断，即国家间的合作与冲突不仅源于权力分布，更根植于结构性利益交织与发展模式的互动。
邓小平曾指出：“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这一论断不仅反映出他对发展与和平辩证关系的深刻洞察，更揭示了其和平思想所具有的历史逻辑特征。具体而言，邓小平和平思想的形成，根植于20世纪中后期国际战略格局深刻调整的历史背景，特别是二战后世界进入冷战与和平共处的复杂时代。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又是和平的保障，唯有在和平环境中谋求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的振兴。
因此，邓小平所倡导的和平思想，不仅具有全球性与战略性特征，更是在对战后国际秩序、国家利益格局和世界发展趋势深刻反思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思想不是一时权宜之计，而是一种历史逻辑的产物，是中国在特定历史阶段对世界秩序再认知、再定位的结果。这一思想逻辑促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建立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也为后来习近平新时代和平发展战略的提出奠定了历史基础。
（二）邓小平和平思想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周恩来时期中国虽然始终强调争取世界和平，但由于时代背景下革命话语的主导性、冷战结构的对抗性以及特定历史阶段对“战争不可避免”论调的强调，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立场产生严重误读，甚至被贴上“好战国家”的标签。这种形象不仅背离了中国的真实立场，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展开空间。
邓小平正是在这一国际与国内双重语境中，对中国的外交方向进行了深刻的战略性调整，和平思想的提出本身就是对上述“误解”的一次主动修正与理论回应。他明确提出“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主张“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并强调中国要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这不仅是外交实践层面的转向，更是理论基础的重塑。就此，邓小平也曾明确指出：“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关系。”
因此，邓小平和平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就在于对新中国前期外交话语在国际传播中产生歧义的反思与超越。他通过强调国家利益中的和平价值，推动从“以革命制止战争”的斗争逻辑，向“以发展促进和平”的建设性逻辑转变，从而确立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和平形象。这种转向既有现实考量，也深具历史与理论自觉，是对中国在国际关系中角色定位的根本性再定义。
值得明确的是，邓小平和平思想的理论基础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中国外交必须转变对外传播的思想观念，更新具有“和平观”的理论表达方式。在邓小平以前，中国曾在国际宣传中长期强调“战争不可避免”“以革命制止战争”等表述，这在冷战语境下虽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也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立场的误读。邓小平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从而从理论上实现了对旧有话语体系的突破，确立了以和平发展为核心的新型外交理念。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主义，永不称霸。”
第二，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立场。需要明确的是，对“战争”与“革命”论调的有意淡化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放弃立场、模糊是非。其思想中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始终将反对强权政治视为中国外交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明确指出，树立和平形象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他曾反复强调：“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
第三，明确要求要以和平方式解决各类国际争端。1984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的谈话中就曾明确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这一年的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再次强调说：“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
第四，始终强调中国永不称霸。邓小平曾说：“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自豪，当然自豪同骄傲是两回事，骄傲不得没说大话也不行，毕竟我们还是落后。”尽管中国是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大国，但始终坚决反对以大国自居、在国际事务中颐指气使、谋求霸权。早在毛泽东时期，中国就提出了“不称霸”的外交原则。邓小平在继承这一立场的基础上，明确将“不称霸”前加上“永远”二字，进一步强调中国作为大国所秉持的克制态度与责任意识。这种对“永不称霸”原则的坚定坚持，构成了邓小平和平思想的重要价值内核。且早在1975年5月他就明确指出：“中国，永远不能称霸。”这一重要论调。
第五，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际关系。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以来，这一原则体系在协调国家间关系、推动国际合作与促进友好往来方面持续发挥着重要影响力。邓小平在继承与发展新中国外交传统的过程中，对和平共处原则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始终坚持以该原则为基础，推进与世界各国建立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外交关系的坚定立场。这不仅体现了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现实智慧，也展示了和平共处理念在新时代国际关系中的生命力。邓小平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对邓小平和平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和深邃的战略思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新时代对外工作，提出一系列具有战略引领性、时代穿透力和全球影响力的重大理念、主张和倡议。系统构建起内容丰富、体系严整、特色鲜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外交思想。该思想立足于国家发展全局，回应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深度继承和创新发展了党的外交理论成果与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实现了历史性跃升。
作为当代中国外交战略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思想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人类共同进步为根本出发点，围绕国家间关系、国际秩序重构、经济发展格局、全球安全体系、文明互鉴机制、生态环境治理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重大议题。提出一系列内涵深刻、体系完整、具有时代前瞻性的中国主张与中国方案。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方向性与建设性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自信与实践担当。
在这一宏阔的外交理论体系中，和平理念始终贯穿其始终，既作为国家利益实现的重要前提，也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价值理念。在这一点上，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刻继承了邓小平和平思想的战略精神与理论逻辑。事实上，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演进与实践部署，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对邓小平和平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系统性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也正是因为这一重要原因，深入理解和学习习近平外交思想必须回溯其思想渊源与战略逻辑的重要历史起点之一，即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和平与发展”的继承
尽管“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但在国际格局深度演变、全球性风险频发交织的背景下，这一主题所面临的挑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系统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度调整，全球治理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与发展赤字相互叠加，和平的基础并不稳固，发展的鸿沟持续扩大，文明理念和价值体系的分歧亦不断加深。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理念与战略亟须在传承基础上实现时代性突破。
在新时期和平思想的理论演进中，习近平外交思想充分继承并系统发展了邓小平所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战略判断，并针对新时代国际环境的结构性变迁，围绕三项重大时代课题作出系统性回应：即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责任、破解发展难题的制度倡议，以及重塑国际理念与价值秩序的文明自信。这一回应不仅延续了邓小平“反对霸权、谋求和平环境”的战略主张，更展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于国际事务的议题设置能力与思想引领能力。因此，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和平与发展”的继承与深化应当从以下几个要点进行论述。
第一，牢牢把握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关键，深化对和平基础性价值的认识。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因此，在“和平与发展”判断基础上，邓小平将“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作为中国外交的核心立场之一，认为世界若长期处于霸权争霸状态，将导致发展中国家无从发展、国际秩序长期失衡。习近平外交思想在继承这一基本立场的同时，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安全不可分割，和平不应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
在全球面临地缘政治紧张、战略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2015年9月，他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这一安全理念延续了邓小平时代“和平外交”的基本取向，但更强化了制度层面的构建性，体现出中国从“和平环境的受益者”向“全球和平的建设者”角色转变，是对邓小平和平思想的理论推进与战略扩容。
第二，破解全球发展失衡难题，回应南北问题的历史延续性与结构性张力。邓小平在多次外交场合都深刻指出“南北问题是当代世界最突出的矛盾之一”，认为南北发展差距是制约世界稳定和公平的根源。他指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这一判断不仅体现了其对世界经济不平等结构的深刻洞察，也预示了中国外交中“发展权”诉求的长期性。
习近平外交思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升华了“发展”这一核心议题的内涵。他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应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核心位置，推动建设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观，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不容忽视”。与邓小平主要从现实判断出发提出南北分化问题不同，习近平将发展提升为全球治理理念的重要组成，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并将其制度化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路径。这种由“指出问题”向“提出方案”、由“发展受困”到“制度塑造”的转变，标志着国家发展理念从被动争取向主动供给的角色跃升，充分体现出对邓小平和平思想中“发展优先”逻辑的理论拓展。
第三，激浊扬清国际思潮的迷误，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理念体系。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话语体系将强权逻辑与制度输出绑定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西方价值普适主义，而这一套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表达空间与战略正当性。邓小平曾强调，“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成为国与国交往的基本准则，体现出对文明平等、国家主权与制度多样性的尊重。
习近平外交思想在继承邓小平理念基础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系统性价值理念，强调各国文明和制度应相互尊重、平等对话，不能以单一文明或单一模式裁判世界。“文明互鉴”“共同价值观”“全球文明倡议”等新理念相继提出，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对国际价值秩序的系统性回应。这种从防御型话语立场转向建设型价值倡议的跃升，意味着中国在面对国际思想激烈竞争时，不再仅仅是“被定义者”，而是主动参与“定义世界”的积极角色，这正是对邓小平和平思想所内含的价值尊重逻辑的理论升维与外延扩展。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对邓小平和平思想的战略深化
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显著跃升与全球格局的深刻变动，中国外交战略呈现出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向“奋发有为、主动塑造”的系统性转型。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后的外交行为逻辑调整，更标志着新时代和平战略理念在继承邓小平外交思想核心要义基础上的深化与升华。习近平外交思想以更加主动、全面、前瞻的姿态回应全球治理赤字、安全赤字与发展赤字，在延续“和平与发展”这一战略判断的同时，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防御性适应向构建性塑造迈进。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外交领域的重要成果，习近平外交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逻辑，更是在继承邓小平和平思想的基础上，对“和平发展”战略路径的再理论化与再制度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正确的历史观”，主张运用历史眼光分析当前国际形势的演变趋势。这种基于历史规律性与战略阶段判断的分析方式，正是邓小平外交思想所坚持的历史主义视野的延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景大势。”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这一判断本身就体现出以现实历史条件为基础、以世界基本矛盾转化为依据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路径。他通过对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南北差距与核威慑背景的综合研判，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为基础、以“韬光养晦”为一种高韧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整体外交战略。其核心就是在对世界发展规律的理解中，为国家争取战略机遇期。
习近平外交思想在战略思维方法上深刻继承了邓小平外交思想中对主要矛盾的理性把握与对战略节奏的辩证安排，尤其体现在其高度重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法原则。邓小平在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时，正是基于对世界格局中主要矛盾的辨析，既看到霸权主义与战争风险的现实性，也意识到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发展机遇的上升性；在实践上，他主张“判断形势，不能光看一点，要看全局”，强调战略布局中需区分主次、突出重点。这种辩证分析方法成为中国对外战略长期坚持的重要逻辑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外交决策思维，强调在处理复杂国际问题时“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即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他指出：“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重要论述中可以发现，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复杂国际问题的处理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则的准确把握，也延续了邓小平时代“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的战略理性。
在具体外交实践中，习近平以“两点论”分析当前国际格局的复杂态势，提出：“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更要看到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这一系列判断正是将战略判断与结构性认知相结合、将现实挑战与历史趋势统筹分析的集中体现，延续了邓小平时期那种“识势而后动”“因时而谋变”的战略思维精髓。
此外，在对独立自主与相互依存、团结朋友与减少敌人、注重当前与着眼未来等重大矛盾问题的处理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对立统一、辩证应对，强调在复杂变化的国际局势中进行系统性战略安排，以协调和平发展与国家安全、国际合作与民族利益的关系，切实维护国家发展权、安全权与制度权。这种处理方式，同样是对邓小平时代强调“和平是发展的条件，发展是战略全局”的继承与延展，是将原有和平战略从“防御性生存空间的谋取”发展为“主动性战略空间的塑造”。因此，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对“两点论”“重点论”的系统运用，体现了对邓小平战略分析方法的深刻传承与创新发展。不仅保留了对和平与发展的基本战略判断，也以更高的历史视野与战略主动性，实现了和平思想从防守型战略判断向结构型战略塑造的历史跃升。
坚持综合平衡目标与能力的国家定位，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继承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键体现。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既关涉对外战略的基础判断，也直接决定对国际义务、外交姿态与战略节奏的安排。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明确提出“我们永远不称霸”的战略表述，其背后正是对国家力量边界与发展阶段的清醒认识，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精神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语境下，继续强调要处理好国家目标与国家能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中，国家定位既是对国情和世情的认识和总结，也是国家制定内外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正确的角色观”，即“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这一角色观的提出，显然是对和平共处原则下“平等互利”理念的回应。且这种回应也是极具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的。这种回应也是在多边格局深刻演变中，中国坚持战略自知与制度责任的重要体现。
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这段重要论述不仅是对邓小平“发展中国家地位”判断的延续，也为新时代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行动依据和战略自律。中国没有因为经济总量的跃升而改变自身的世界角色定位，仍然坚持作为发展中大国参与国际治理的立场，这恰恰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尊重国家主权、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之精神的制度化延伸。
在实践层面，习近平外交思想强调“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主张在对外援助、发展合作和全球治理中保持理性与节制。这一原则是对“互不干涉内政”和“互利共赢”理念的动态运用，避免了大国外交中可能出现的“责任陷阱”或“道义冒进”，从而使中国的发展性外交与和平共处原则形成了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新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持续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支持其在国际事务中的正当权益，并通过南南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边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内嵌于多边机制与全球制度建构之中，表现出高度的战略理性与国际道义担当。
可以这么说，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新时代外交以及新时代的国家定位不仅是一个现实判断问题，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地位与发展阶段的清晰界定，实质上构成了对邓小平和平思想的深层继承；而将这种角色自觉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结合推进，亦是中国外交从政治口号走向制度自觉的重要标志。和平共处已不再仅仅是行为约束原则，更演化为国家战略识别与对外功能规划的逻辑起点，从而实现了外交理念与国家发展路径的深度统一。
三、结论
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系严整、内容博大、逻辑深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建设的重大成果，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智慧的系统总结与时代发展脉络的升华。习近平外交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引，深刻回应了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动和人类社会面临的多重挑战，形成了内涵丰富、结构完备、实践导向鲜明的理论体系。在这一重大理论体系中，“和平思想”始终占据基础性地位，成为联结国家发展战略与国际秩序重构的核心纽带。
从理论源头上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和平理念深植于邓小平和平思想的土壤之中。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突出问题”，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系统构建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强调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努力为国家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一思想既是对新中国外交传统的继承，也体现了冷战后期对大国关系复杂性的新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条件下深刻继承并发展了上述思想主线。他不仅反复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和平”从战略判断升华为制度构建，从国家行为扩展为全球倡议。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在继承基础上实现了创新性发展。一方面，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核心理念，将和平共处原则拓展为新时代国际关系准则；另一方面，通过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将和平理念转化为多边合作机制，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安全赤字与发展鸿沟。这种从原则性主张走向实践性安排的外交思想跃迁，是对邓小平和平思想的实质性发展，也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中话语能力增强的重要体现。
因此，“和平思想”从来不是抽象的道德命题，而是国家战略选择与世界秩序构想的结合点。从邓小平和平思想中的“以和平谋发展”到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以和平促共赢”，中国和平外交战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实现了从防御型维持到建设性塑造的根本性跃升。这种跃升不是对旧有理论的替代，而是建立在充分理解、深度融合基础上的体系性推进。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外交思想不仅延续了邓小平和平思想的战略定力与历史格局意识，也以理论创新与制度输出的方式，拓展了中国和平思想的全球影响力。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历史进程中，习近平外交思想既是对邓小平和平思想的深刻致敬，也是其理论生命的时代延展。不仅指引中国应对外部风险、塑造战略环境，更以其系统性、时代性、实践性，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对国际社会提出的重要和平方案。对和平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正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系完备、战略高远的根本体现。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提出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和奉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世界作出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这些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坚持下去，永远不能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