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海龙（2001-），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摘要：
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指南，其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有效传播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以习近平总书记对马来西亚、柬埔寨和越南等国家进行国事访问为典型案例，运用多维度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传播路径及其优化策略。在传播路径方面，官方外交渠道、媒体传播网络与学术交流平台共同构建了一个立体化的传播体系，然而，这一体系正面临西方话语霸权的挤压和本土文化适配不足的双重挑战。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研究提出构建南方导向的传播范式，旨在提升话语体系的亲和力与解释力。这不仅有助于拓展国际政治传播理论的应用边界，更为中国特色外交思想的全球传播效能提供了实证依据和优化策略。
关键词：
习近平外交思想；全球南方；传播路径；优化策略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具备很多国际有利条件。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面临重构。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其核心要义包括 “十个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从理论价值来看，习近平外交思想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非西方视角的解决方案。在中国外交战略中，习近平外交思想具有结构性地位。它不仅是指导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行动纲领，更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这一思想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南南合作等实践平台，将中国的发展与“全球南方”国家的需求紧密结合，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史明德提出，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合资源，稳步推进和落实。然而，现有研究对“全球南方”国家传播效能的系统性分析相对不足，导致我们难以全面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实际影响力。
张志华提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一定程度上是对“第三世界”一词的替代。全球南方”具有三层意涵，分别是地理上的区位意涵、经济上的发展意涵以及地缘政治上的联合自强意涵。此概念主要指代发展中国家群体，其核心特征包括共同的历史遭遇、相似的发展诉求以及对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的追求。这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展现出集体力量，成为重塑全球治理格局的重要变量。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全球南方”的传播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这些国家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发展经历和价值认同；另一方面，中国外交在这些国家中具有较高接受度和认同感。通过深入分析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全球南方”的传播路径与效能，不仅可以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还能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因此，加强对“全球南方”国家传播效能的研究，对于提升中国外交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提出两个核心问题：首先，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要传播路径是什么？其次，如何针对这些国家的特殊性优化传播策略？回答这些问题，可能有助于弥补现有国内研究的不足，也能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提供实践指导。正如孙敬鑫专家指出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需要“准确把握精髓要义，构建立体传播格局”，这一观点为本研究的方法论选择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全球南方”国家的传播路径分析
第一，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全球南方”国家的传播呈现多元化路径。官方外交渠道、媒体传播网络与学术交流平台共同构成了立体化传播体系，而传播路径的多元化特征体现在主体协同与渠道整合两个层面。首先, 官方外交作为核心传播机制，通过首脑外交、战略对话等多边平台实现政策理念的直接传递。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于2025年5月13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都是全球南方重要成员，独立自主是我们的光荣传统，发展振兴是我们的天然权利，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追求。中方愿同拉方携手启动五大工程，共谋发展振兴，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的发言巩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申双方基于和平、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共同发展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政治承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的理念与方向，此次会议是中国面向全球南方外交政策理念传播的重要平台。柬埔寨《高棉时报》、越南 “Zing News”等本土化数字平台则成为思想传播的次级节点。2025年4月17日，在赴金边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柬埔寨《高棉时报》《柬华日报》和柬埔寨“新鲜新闻”网站发表署名文章:“作为亚洲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中柬两国要顺应历史潮流，回应人民期盼，双向奔赴、相互成就，做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先行者和示范者，推动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文章的发表无论在中国还是柬埔寨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阅读量和点赞量的背后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内化于数字化平台的传播密钥与智慧结晶。
习近平外交思想通过南南合作叙事重构，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具体合作项目，如署名文章中提到的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将理论表述转化为基础设施、农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柬埔寨“五角战略”对接，深化“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让“钻石六边”合作更加璀璨坚固，助力各自现代化进程。”此外，习近平外交思想还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传播活动，增强了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动与共鸣。在柬埔寨，有一系列以青年交流、教育合作为主题的论坛与工作坊，不仅促进了青年一代对中国外交理念的理解与认同，还通过学术与民间交往的桥梁，加深了中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这些活动不仅展示了中国外交的软实力，也为习近平外交思想在马来西亚的深入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利用新媒体平台的广泛覆盖与即时互动特性，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相关内容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以图文、视频等形式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进一步拓宽了传播的边界，增强了传播效果。
第二，“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关系需引起更多重视。赵可金专家指出，“做好全球南方团结的大文章，是新时代中国对全球南方外交关系的核心问题”，因此有必要在此对“全球南方”国家传播实践中，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传播模式进行探讨。在叙事逻辑上，西方以维护霸权为核心单向输出“普世价值”，而中国通过反霸权叙事构建平等对话空间，如“我们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中国以务实议题为思想载体，与南方国家发展诉求共鸣，“以发展和平”易获认同。在此讨论“全球南方”国家的传播特殊性根源在于国际话语权不对称，西方媒体塑造南方国家信息环境，而中国南南合作叙事重构传播关系。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精准分层传播内容，且要做好应对多维度适配挑战的准备，这是对西方中心传播模式的革新，核心是尊重南方国家主体性，并尊重其历史、文化和宗教多样性。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传播需采取更为灵活多样的策略，既要保持中国立场和原则，又要善于融入当地语境，以更加接地气的方式传递中国声音。
第三，分析习近平外交思想在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三国的传播情况有利于探索更有效的传播范式。2025年4月14日至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三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密集报道，普遍认为此访高潮迭起、精彩纷呈，树立了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凸显了中国同周边国家同舟共济、携手合作的真诚愿望，释放了中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强烈信号，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彰显了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对马来西亚、柬埔寨和越南等国家进行国事访问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传播可能会呈现出差异化路径与分层化效能特征。具体而言，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宗教和文化的国家，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传播需要更加注重与当地文化的融合，通过宗教领袖和社区领袖的桥梁作用，将中国理念与当地价值观相结合，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播模式；在越南，鉴于其与中国在历史上的紧密联系以及当前在地区事务中的重要地位，传播策略可以侧重于深化双边合作，通过官方渠道和民间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强化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感和互信基础；而在柬埔寨，考虑到其作为东盟成员国在地区合作中的独特作用，以及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深度合作，传播路径可以更多地聚焦于展示两国共同发展的成果，以及中国对地区和平与繁荣的贡献，从而增强外界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认同感和支持度。杨洁勉强调 “应维护时代主题的外交实践”，三国案例共同证明，只有将思想传播与具体合作项目相结合，才能实现从认知接受到实践内化的质变。
在传播路径方面，三国主要是通过发表联合声明，签署份合作文件的官方外交渠道进行传播，而国内外媒体和学界也在高度关注、密集报道，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接收模式。除了官方外交渠道的传播，马来西亚、柬埔寨和越南还积极利用多元化的传播平台。例如，在社交媒体上，这些国家通过官方账号发布有关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解读和评论，吸引了大量网民的关注和讨论。同时，一些非政府组织、智库和学术界也通过研讨会、讲座和出版物等形式，对习近平外交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和传播，进一步推动了其在这些国家的普及和深化。有柬埔寨学者提出，“中国正通过援助、“一带一路”倡议、对华直接投资、外交、政治和军事等多种方式，将自身的政府政策或外交政策应用于柬埔寨。”此外，三国还注重同中国进行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等人文领域的合作，增进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而数字传播渠道的算法推荐机制则在当今时代下实现了内容精准投放，比如针对短视频传播的特点，此次国事访问的相关内容可以在TikTok平台获得广泛传播。这种数智化时代下的利用算法推荐的传播机制创新验证了毛维准专家提出的“传播主体应注重对国际传播技术的掌握和技术发展大势的把握”传播策略，为破解本土化适配不足的困境提供了实践方案。正如姜锋所言，“全球话语能力建设要善于运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提升话语的国际传播效率和效应”，利用数智化平台和算法推荐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触达目标受众，使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年轻群体中的传播更为深入和广泛。这不仅增强了信息的到达率，还通过精准的内容匹配提升了受众的接受度和认同感。
三、 构建南方导向的传播范式
首先，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传播实践中，实现从“中国方案”向“南方解决方案”的话语转型，本质上是传播主体性与客体性的辩证统一过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重构南南合作叙事逻辑，将中国特色外交理念转化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发展知识体系。正如赵可金所述，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需要“恪守中和哲学，携手成为全球发展的建设者”，这种价值共鸣是话语创新的思想基础。李嘉伟指出“全球南方”概念强调“集合性价值”，这种特性在知识共同体建设中可能表现为：既保持各国学术自主性，又通过“集合式”的合作研究破解西方学术霸权。未来，当习近平外交思想真正被转化为南方国家自主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时，其传播效能会获得质的提升。
其次，在数智化浪潮重塑国际传播格局的背景下，构建“南南数字传播联盟”或许成为突破传统传播瓶颈的战略选择。正如张志华所述，发展南南传播体系需要“在国际层面与其他南方国家传播体系联动”，而数字联盟正是实现这种联动的技术载体。共建云端内容池、开发智能翻译库，基于深度学习算法实现高棉语、越南语等小语种的实时精准转译、建立协同传播网络，这些方法可以既保障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传播中的内容权威性，又尊重了南方国家的传播自主权。
最后，在话语创新与渠道升级的双轮驱动下，构建基于共生理论的传播路径，为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南南国家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学理升华的新范式。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于19世纪60年代提出“共生理论”，学界发现其普适性揭示自然共生现象并映射社会关系平衡。本研究借鉴生物学“共生体”概念（Lynn Margulis），构建“认知共生-渠道共生-实践共生”模型，强调话语传播的互惠性以及动态性。这一理论框架突破传统传播学的线性思维，将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视为相互塑造的共生系统，其核心在于通过知识共创实现价值共振。正如凌胜利所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蕴含“统筹逻辑与‘和合’逻辑”，这种逻辑在共生传播中体现为传播主体与客体的动态平衡关系。共生理论下的传播路径包含三个关键维度：首先是认知共生，通过建立“理论阐释共同体”，可以将单向度的思想输出转化为双向的知识生产。其次是渠道共生，可以通过整合中国理论资源和其多语种翻译版本，使南南国家的思想理念在交流互动中自然地内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后是实践共生，在国事访问后签约的项目，不仅促进了中国与南南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也为外交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实体支撑。在实践共生的过程中，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南南国家的实际需求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合作模式，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涵。李嘉伟关于 “全球南方”作为国际关系概念的论述，在此语境下获得新的诠释：当理论传播转化为南方国家自主知识生产的资源时，其规范力量将得到实质性增强。
四、结语
正确解读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全球南方”国家的传播路径和优化策略，深化了对习近平外交思想传播机制的认识，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南方智慧。此外，后续还应深入探讨不同“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在传播习近平外交思想过程中的互动与合作，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的格局。未来，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传播路径和范式也将持续演化，为国际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与合作机遇，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