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笑阳，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预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
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提出既是新时代新发展的创新显现，也更是具备深刻理论内涵和历史逻辑的思想产物。全球文明倡议直观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认识，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世界历史理论形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逻辑、世界文明形态的多样性特征以及全球文明互动的历史性线索。在这一过程中，新时代以来的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趋势愈发显著，世界历史所孕育的文明间平等性展现独特张力，从而形成了百年变局背景下的世界文明互动逻辑。以此为背景，新时代的中国始终在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贡献着自己的全球倡议和文化智慧，展现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深刻指引。
关键词：
全球文明倡议 新时代 习近平外交思想 中华文化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类文明是由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以人为核心的生产及其社会化既促动了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并在发展与进步的横纵向比较中形成了历史性的文明分野与必然性的互动背景。当代以来，世界上的文明互动呈现出日益多元而复杂的态势，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则不断侧重以综合性与普遍性来表达个体性与特殊性，使得当代世界文明互动与文化交流成为同经济、政治与安全既保持重要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时代领域。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该倡议顺应国际社会增进文明对话交流、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共同需求，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展现中国的大国责任和担当。可以说，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观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认识，百年变局背景下世界文明的互动逻辑，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深刻指引。
一、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文明演进规律
（一）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逻辑
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作为继原始和野蛮之后的特定社会发展阶段，文明所蕴含的文化发达状态实质上源于人在不断追求“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既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又促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历史进程。此间，人类以能动的生产和劳动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缔造了可能，然后又在生产活动的社会化进程中形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根本性互动，从而为摆脱原始与野蛮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基于此，文明往往彰显为两个标志：社会活动的发展和个人活动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换言之，当任何地域或任何群体的人类可以凭借社会与人的良性互动而实现自身的发展与进步时，它就在某种程度上步入了文明社会的阶段。
因此，文明首先是一种发展阶段，并直接表现为一个社会、民族或国家自身的成长与进步。恩格斯认为，“文明时代（特指资本主义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进程做出了“奴隶制文明-农奴制文明-雇佣劳动制文明-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阶段划分，而建立在自主活动基础上的“真正普遍的文明”就是处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文明。在这一过程中，文明的发展就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开辟道路——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
从根本上看，文明的发展程度与人的解放的实现程度具有内在一致性。同时，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并使得文明普遍具备物质、社会、政治和精神等维度。可以说，一个文明的发展就是通过不断的自我革命与自我平衡，而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良性匹配的时代选择。然而，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又使得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任何一个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乃至落后与湮灭）又要受到外部文明的影响，从而使得人类文明的一致性更多要纳入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背景下予以检验和考量。
（二）世界文明形态的多样性特征
文明是历史形塑和世界视野的接合点，历史性的发展逻辑为文明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目标追求，而世界性的要素差异则让文明展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殊形态，从而使得每个文明都拥有其内在结构所决定的独特性。在这一过程中，各个文明所特有的“天时、地利、人和”则长效而持久地塑造着其形态的多样性。
文明形态的多样性源自于历史趋势的“天时”。各个文明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世界市场把全球各国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而“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种从个体文明到世界文明的演进并非同化式的文明复刻，而是使得每个文明的发展都与其他文明形成了历史性的联系，乃至不可避免的借鉴与效仿。
文明形态的多样性源自于地缘环境的“地利”。不同的地缘环境决定了当地人类文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等，从而产生了形态各异的文明类型。与此同时，要素的相似性与规律性并不意味着要素的一致性，不同的地区又渗透出各具特色的要素组合方式，使得该地区的人类必须因地制宜地选择最合适的生产安排，乃至塑造了独具一格的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东亚文明、欧洲文明、非洲文明等文明形态。
文明形态的多样性源自于上层建筑的“人和”。文明的发展源于生产方式所缔造的经济基础，并通过相应的上层建筑予以保障和反映。此间，不同的国体政权、民族宗教、思想文化都可能成为文明发展或转型的契机，而特定的文明表征又会在某一地区的国家或民族萌发出特定的思想认知，并影响文化观念的衍生与发展。这种自我塑造的差异性反映在经济社会模式、宗教信仰以及民族/种族等层面——这些领域各异的文明分野又具有某种程度的重叠性，从而进一步放大了文明的多样性特征。
在人类历史中，不同地区或民族的文明首先会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遵照普遍性逻辑而自发生长。伴随着社会化大工业、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人们交往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而文明之间的封闭状态和分工也被打破。凭借历史趋势、地缘环境和上层建筑所带来的综合优势，西方文明首先以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文明形态展开了全球范围的资本原始积累，并导致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迫使其他地区推行其所谓的“文明”，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于是，西方文明的冲击伴随全球化的形成愈演愈烈，而如何回应西方文明旋即成为其他文明在近现代的共同命题。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认为，不能将西方文明在物质领域所取得的世界性成功作为文明统一的证据，虽然现在经济和政治地图已经西方化了，但文化地图却仍然维持着各个文明的本来面目。事实上，非西方文明在冲击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必须在坚持文化独立性的基础上，重点效仿西方的物质文明，从而为自身的社会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带来新的给养。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将欧洲的西方文明作为世界普遍文明是一种典型的错觉和偏见，而非西方文明正以其自我反思和对外借鉴不断探寻发展的后发优势。
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非西方文明的群体回应带来的不仅是文明多样性的崭新表现，更是世界文明平等性的现实基础。西方文明在物质层面的阶段性进步并不意味着其社会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超越，而只是在全球化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形成了某种优势。与此同时，科学技术通过竞争予以传播，而竞争又会促成效仿——物质文明的差距伴随着科学技术迭代周期的减少而日益拉近，但社会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则因其内在适用性而各领风骚。
二、新时代的世界文明发展及其趋势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在此背景下，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各国的现代化开始密切联系，国家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更趋深刻与复杂，尤其显著的是中国在世界市场和全球分工中的定位发生转变，全球发展与中国崛起都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此间，世界文明既须应对美国所引发的大国竞争态势，同时又要坚定地在实现文化高度发达的道路上持续发展与进步。时代的变化必然会为各个文明带来全新的问题，但所有文明追求全面发展与自我解放的征程却始终步履不停。在这个层面上，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现代化作为当今时代文明发展的核心命题，与文明的发展一样日益呈现出模式与路径的多样性。
冯友兰认为，不同的人可以做相同的事，但是根据他们不同程度的理解和自觉，这些事对于他们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在新时代的变局当中，世界各地的文明对安全、发展与繁荣的总体目标愈发一致，但不同文明对这种目标的认知却有所差异，而实现这种目标的手段选择则各有千秋。应当说，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不是对立对抗的理由，而是合作的动力。相应的，如何在继承文明自身传统与优势的基础上，超越西方文明的历史遗产与现实缺憾，并以包容的姿态形成文明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欣赏的新气象，正是在世界历史的范畴内实现自身文明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之间良性互动的最佳选择。
由于文明多样性所带来的发展程度日趋平衡，西方文明对自身优势的焦虑必然会有所增长，乃至以所谓的“文化主义”和国家主义进行融合，借以提出维护自身利益的竞争性叙事：“两极”与“两分”将是它们解读文明发展态势的重要话语工具，并希望据此形成一种国家对立、阵营对立乃至文明对立的时代臆想。然而，“物极则反”的两端确实是“极”，但它们的中介也是一极，而且是更重要的一极。如中国般具有深厚基础且善于融通东西的伟大文明，通常会选择接纳与改造优秀的外来文明基因与文化要素，并基于自身的哲学传统与文化底蕴，通过圆融的方式将其调和成为“中国化”的产物——这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本质所在，更是新时代全球文化交流得以实现拓展与完善的应然方向。
言而总之，新时代以来的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趋势愈发显著，西方文明的主导性优势由于其内部的文化撕裂开始历史性的退潮，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传统文明开始走向文化复兴，世界历史所孕育的文明间平等性正表现出特别的张力。相应的，全球文化交流逐渐朝向“多元一体”的特征演变，并在广泛、深刻而频繁的交互过程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持续供给着观念之力。
三、新时代人类文明互鉴的中国倡议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明之所以能够互鉴，其根源在于人类普遍且共同的发展追求，而发展本身又可以在不断社会化的进程中携手前行，从而构成了人类认识命运的“道”。相应的，文化之所以能够交流，就在于它所包含的技术、社会和精神养料能够成为不同文明和不同国家之间互通有无的关键要素，从而构成了人类改造命运的“术”。而在这道术协同之间，新时代的中国始终在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着自己的全球倡议和文化智慧。
在新时代里，中国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可以说，来自多样文明、多样生活世界的哲学观点和哲学思维方式，不仅仅是消极地总结和反思自己所属的文明形态，不仅仅是局限于生活世界的直觉规定，而是以能动的思想力量创造出超越文明形态的概念框架。文明多样性不是被建构的观念叙事，而是世界历史与人类进步的天然与必然。习近平指出，“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因此，接纳差异、选择交融从来不是被施加的主观印象，而应当是人性的本真追求。
在新时代里，中国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无论是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还是东亚文明的“求同存异”都证明了这样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多文化的世界文明必须是在各种基本上由人类所共享的价值基础之上来肯定文化分歧性的价值。人类对自我解放与全面发展的矢志追求，决定了世界文明应当基于共同的利益履行共同的责任并遵循共同的价值。在这个维度上，文明以进步和发展为指向，但前行的道路却依然需要强调上层建筑的具体适配性。
在新时代里，中国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亨利·基辛格认为，“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中国在倡议中坚持重视文化传统的创新，恰恰在于中华文明自身的历史性和现代性。由于中国拥有漫长而波折的文明发展进程，所以我们理解世界上其他悠久文明的时代诉求；同时，因为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感受到了文明进步的收获与阵痛，所以我们又理解世界上其他转型文明的现实需求——而理解本身，正是文明与文化得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观念基础所在。
在新时代里，中国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文化的传播与交流通常以人为核心，并通过诸多非生物的方式加以拓展。特别是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全球文化交流的内容与方式日益丰富，文明之间的对话平台不断得到夯实，就更需要机制化和常态化的网络建设予以保障。在这一过程中，要更好地为文化交流提供素材基础和沟通渠道，要以务实而真诚的态度介绍本国的文化和接纳他国文化，深刻把握文化对人性的本源关照，要将“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理念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升华成为文明互鉴的民心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而这也正如汤因比的伟大预判：“如果西欧现在的统治，产生文化的统一及融合的话，西欧式的变动性与中国式的安定性就能和谐地配合起来，从而，对于人类来说一种全新的生话方式——不仅使人类的生存成为可能，而且能确保人类幸福的方式——或许就会诞生。”应当说，中国的土地上包容着来自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各种成果，东方文化的哲学解读和西方理论的逻辑思维更在碰撞中不断产生出人类新文明的火花。究其原因，恰在于伟大的中华文明所始终坚守的文化追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