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佳其，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习近平外交思想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伟大实践的深入推进不断丰富发展。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十年对外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作了高度凝练的概括。在此基础上，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十年来对外工作的成就，其中主要成就之一是创立和发展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彰显了我国外交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外交实践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是对世界交往关系和交往大势的深刻洞察。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交往理论蕴含对世界交往关系的深刻思考。在交往背景上，马克思恩格斯世界交往理论以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为研究背景，揭示世界交往关系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关系。在交往形态上，其着眼于世界交往形式与全球生产力发展的互动，强调世界交往与社会形态的更迭与跨越。在世界交往关系上，该理论关注世界交往主体间的冲突与融合，马克思恩格斯乐观地预见到人类社会在一个共同治理体系乃至共同社会形态背景下对于解决战争与冲突问题的可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描绘了世界“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交往理性图景，这必然蕴含着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交往理论的二十一世纪思考。
关键词：
习近平外交思想；世界交往理论；文明交流互鉴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针对全球化时代世界交往新特征，提出“普惠包容”的全球化理念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交往理论深揭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交往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全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预见了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必然导致工业化的世界交往在世界不同民族间扩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为重要依托,在商品的全球范围倾销下所涌动的资本的全球流动为重要特质,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急剧的扩张和掠夺”。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进步意义。人类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过程,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导致的各民族国家之间物质交往的扩大而逐步形成的，而资本主义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全球化虽然暂时舒缓了垄断资本积累的困境,但是却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做为资本它必须要不断的投入生产才可以增值，但是因为全球化生产的收支矛盾导致产能过剩的问题。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虽然是世界历史的开创者,但不是世界历史的完成者,它不与世界历史共始终。因此，资本主义所开启的经济全球化仍将与资本主义全球生产共存。资本主义虽然开启了人类现代社会的“共同体”历史，却是以消弭其他民族价值理念为代价的。
习近平外交思想提出“普惠包容”的全球化理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交往理论的当代阐发。当前，百年变局深刻演进，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刻把握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高度重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着眼于中国参与引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提出“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命题。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奉行“你赢我输”“赢者通吃”的资本主义扩张逻辑，人为割裂了各民族、各文明平等的“世界历史”发展路径。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资本“无序扩张”的推动下，已经产生了从“生产资本”到“金融资本”的异化，这推动了全球化的无需扩张，进而导致资本争夺日趋激烈，使得“经济民粹主义”思潮盛行，产生了“逆全球化”现象。“逆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由“生产资本”主导转为“金融资本”主导的必然结果。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刻洞察历史大势，认真研判当前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实质，从全球化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的客观现实出发，结合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发展需求。提出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指引中国参与世界交往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交往理论揭示了世界交往与社会形态的更迭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先后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而就单个民族或国家来说，其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对其内部社会形态及发展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矛盾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当交往发展到世界交往时，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从民族国家内部逐步扩展成为一种世界性运动。因此，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交往发展程度相关，现代化的发展必须立足具体国情，本国国情又厚植于本民族文化传统，植根于具体的文明传统。基于不同的文明底色，世界各国会走出不一样的现代化道路，即使是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也存在具体形式的差别。但西方国家却无视现代化客观规律，借助现代化的先发优势意图在全球塑造现代化的单一性和垄断性。
习近平外交思想基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引世界交往实践路径。中国共产党秉持现代化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强调现代化道路和文明传承的密切关联，注重对传统文明现代价值的挖掘，认为各国的文明传统赋予各国现代化鲜明特质，并丰富推进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正是在这一认知前提下，习近平外交思想创造性的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实现了对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和普世价值论等错误认知的澄清与超越，为世界交往提供了新的基本原则。针对文明冲突论，全球文明倡议主张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追求不同文明的共生共存共荣；针对文明优越论，全球文明倡议超越资本主义价值观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二元对立，基于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寻求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针对普世价值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在具体的实践指向上，习近平外交思想针对国际社会大国关系变化和国际秩序变革方向，提出坚持元首外交战略引领，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针对我国周边复杂的交往环境，提出要建成范围广、质量高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些对世界交往形势的深刻洞察有力引领了我国外交实践方向、深刻塑造了我国外部环境，使得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我国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国。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试图弥合世界交往主体间冲突，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认识到“战争”和“交易”是文明主体间进行外部交往的两种重要形式。马克思既看到了世界交往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文明传承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看到了不同文明在横向交汇时产生冲突与融合的必然性。从趋势看，马克思恩格斯非常乐观地预见到了人类社会在一个共同治理体系乃至共同社会形态背景下对于解决战争与冲突问题的可能。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是“世界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民族史”“地域史”向“世界史”转变 后，世界层面的人文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是交往关系的基础。当前的世界交往关系本质上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物质利益关系。资本主义消灭了各国的孤立状态，使所有国家都卷入到了现代化的文明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在一起，开启了“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但资本主义试图建立的“虚幻的共同体”是具有剥削性和依附性的不平等体系，服务于资本扩张的需要。正如查理德·罗宾斯指出的，资本主义所开创的文化“从来都没能成功地把所有的人平等地整合在一起”。伴随着世界交往普遍发展和交往手段普遍提高，以高度统一性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正逐步形成，诞生在旧有秩序中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以及其所主导的发展模式，已愈发难以适应世界发展的需要。
习近平外交思想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容相契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高度总结和概括提炼，不仅蕴含关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情怀和构想，也体现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重要遵循，反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哲学立场和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深刻认识世界交往关系基础上对国际社会秩序的价值性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对当前资本主义交往关系及其价值观的反思和批判，同时从中国国际交往实践和长期遵循的理念出发，以人类的共同前途作为国际秩序构建的目标，提出符合全球整体利益和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倡议和构想。
四、习近平外交思想聚焦世界交往与文化生产力作用，提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
在马克思看来，交往形式是生产力的一种体现，并与生产力发展相互作用、互为条件。一方面，全球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了世界交往的形式，全球化的社会生产力必然要求世界性的交往形式与之相适应。根据生产力发展需要，交往形式也随之发生更替，并做出适应性调整。另一方面，世界交往的扩大激发了新的需要，并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力向前发展。生产力想要获得代际间的传递、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交往广度、深度的拓展以及交往手段的改进和提高。
马克思提出了“精神生产”的概念。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精神生产”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精神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从世界交往的维度看，世界范围内的精神生产力发展，是世界交往深度、广度拓展的必然结果。世界交往深度、广度的拓展，使得各民族、文明能够打破地理疆界的阻隔，在文明激荡中不断交往并交换精神文化知识，从而反作用与物质生产力的提高。
习近平外交思想洞察世界文化生产力发展大势，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习近平外交思想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上，儒家文化起源中国，受到欧洲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思想家的推崇。这是交流的魅力、互鉴的成果。值的注意的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关注文明交流互鉴对世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这其中交流是前提，互鉴是根本，发展是目标。这其中蕴含了对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深刻思考，落脚在发展上，体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对文化生产力的洞察与理解。在此基础上，根据对文明交流互鉴和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历史趋势，顺应时代潮流，创造性地传承弘扬古丝绸之路这一人类历史文明发展成果，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人文内涵，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逐步形成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五、结语
当前，全球化呈现为一个矛盾统一体，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对于自身发展的矛盾认识，其本身即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在某一领域的对立统一体。习近平外交思想洞察世界基本矛盾运动，针对全球化时代世界交往新特征，提出“普惠包容”的全球化理念。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的形态特征，习近平外交思想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指引中国参与世界交往的实践路径，即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建成范围广、质量高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针对“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普世价值论”等世界交往的异化理念，习近平外交思想试图弥合世界交往主体间冲突，提出以“五个世界”为核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洞察世界物质生产力发展与精神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习近平外交思想聚焦世界交往与文化生产力作用，提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这其中交流是前提，互鉴是根本，发展是目标。体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于世界文化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关系的整体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