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博士，上海，200233；张笑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上海，200233。原文刊登于《国际观察》2025年第2期：第44-72页。
摘要：
2025年是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也是二战后亚洲价值观不断提升的重要时期。70年来，亚洲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区域合作与价值观塑造日益成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重点。亚洲价值观作为亚洲国家长期历史文化积淀和现代化探索的重要成果在区域合作、全球治理和文明互鉴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本文从历史发展、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三个层面，探讨亚洲价值观如何影响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文章以亚洲价值观的历史渊源为切入点结合其在40年代中期开始的战后重塑、70-80年代经济腾飞以及21世纪世界秩序大变局下的发展历程，关注其在亚洲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价值引领。在此基础上，文章对习近平倡导的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新时代亚洲价值观进行了深入思考，探讨其在回答时代之问、凝聚区域共识、塑造全球治理新模式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论证了亚洲价值观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性互动关系，指出亚洲价值观既是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也在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为国际秩序的公平合理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
亚洲价值观 亚洲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 区域合作
2025年是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也正值二战后亚洲价值观不断提升的重要时期。70年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亚洲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日益不断提升，区域合作与价值观塑造日益成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焦点。随着国际秩序的深刻变革和“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亚洲国家面临着如何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维护自身利益、推动区域合作、塑造全球话语权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在这一背景下，亚洲价值观及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成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中的重要议题。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国家，中国在推动亚洲合作、塑造区域价值观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中华文明也是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中国的崛起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当代中国价值观更是成为亚洲价值观的重要构成和发展动力。从儒家文化圈的传统伦理，到21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亚洲价值观经历了从萌芽、发展到重构和升华的演变过程。特别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倡导弘扬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赋予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新的内涵，为地区团结、开放和进步提供新的助力，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价值指引。
亚洲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理解亚洲价值观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中国倡导的新的亚洲价值观与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用绕以上这些问题本文尝试梳理亚洲价值观的历史发展脉络，分析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现实意义，探讨其如何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文章认为，亚洲价值观与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之间的深层互动，有利于提升和完善亚洲国家间的合作模式，帮助亚洲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同时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理论指导和经验参照。
一、亚洲价值观的历史渊源与时代意涵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亚洲价值观也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亚洲价值观可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盛”。二战结束后，广大亚洲国家在民族解放与经济腾飞中，推动亚洲价值观实现阶段性的重构与升华，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地区发展与全球繁荣。
（一）亚洲价值观历史渊源的探究
亚洲价值观来自亚洲文明，而亚洲文明的基础在于其经济与科技发展。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其《大国雄心》一书中指出，在1800年之前，欧洲在城市化、资本存量、生活水平、人均收入、经济地位等各方面，都并未超过中国。他还写道，“1600年后的东亚并未走向衰落，反而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中，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被视为‘东亚奇迹’（East-Asia Miracle）”。近代早期东亚地区拥有全球首屈一指的繁荣经济和先进生产力，这进一步塑造东亚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形成了独特的价值观体系。
亚洲价值观作为一种起源于亚洲历史经验、服务于亚洲发展需要的价值观，是基于亚洲各国不同的社会状况、文化传统、阶级立场乃至民族经历而产生的。在此视角下，要将“亚洲价值观”抽象为一个所有亚洲国家都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文化符号相当困难。但尽管众说纷纭，学界依旧普遍承认，在亚洲社会价值观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这使得亚洲价值观在萌芽时期，便与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厚的历史渊源。尽管近代早期之前的“亚洲价值观”并不具备现代化层面上的指导意义，但作为一种文化根基，塑造了亚洲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对整体利益、伦理道德的普遍重视，以及对和谐共生、和平共存的共同追求。世界进入近现代后，以欧洲文明为主的西方文明在文明形态与发展形式上，逐渐超越以亚洲文明为主的东方文明而位居前列。随着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欧洲价值观”的影响力后来居上，甚至一度试图挤压亚洲价值观在亚洲本土的生存空间。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300多年间，亚洲遭到了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的殖民掠夺。据统计，按现在亚洲的48个民族独立国家计算，在这300多年中，有超出40个国家先后遭到了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沦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亚洲各国人民不甘列强蹂躏，发扬爱国主义的团结奋斗精神，同殖民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在第次世界大战后陆续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这种相似的苦难经历与对现代化的一致追求，构成了亚洲各国感同身受的文化经历与价值体验。同时，也加深了亚洲各国对地区文化价值观的普遍认同，为二战后亚洲价值观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二战结束以来亚洲价值观取得长足发展
二战结束后的80年来，广大亚洲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和文化兴盛的同时，还在亚洲价值观方面实现了“三级跳”。
1. 新独立或解放的亚洲国家积极推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代表的亚洲价值观
二战结束后，广大亚非拉国家掀起了反殖民化浪潮，纷纷开始争取民族独立，谋求国家发展。面对亚洲不同民族、文化、制度的共存与发展问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蕴含的东方智慧，推动了亚洲价值观在战后的第一次飞跃。从文化传承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刻蕴含着亚洲文明“和为贵”的价值传统。习近平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在亚洲诞生，是因为它传承了亚洲人民崇尚和平的思想传统。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兼爱非攻”等理念。70多年前，“中国领导人首次完整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纳入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在印度、缅甸等其他亚洲国家的传统文化中，也历来崇尚仁爱、慈善、和平等价值观，这进一步推动东方文明的“和合”思想实现了在现代亚洲国际关系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成为了战后亚洲价值观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从实践意义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吸收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理论精髓，为战后亚洲各国的对外政策提供重要行为指导。列宁科学地预见到，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必然出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长期并存，由此创造性提出以和平方式与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主张，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如何相处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对20世纪50年代的亚洲来说，尽管旧的殖民体系正在瓦解，但西方文化与价值观百年来对亚洲地区的入侵和渗透在短时间里难以消弭。战后的亚洲国家势必要面对如何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以及区域内国家如何共存的问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在处理中印、中缅关系中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其必要性与合理性。在1955年举行的亚非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为“亚非会议十项原则”（Ten Principles of Bandung Conference）和精炼为“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成为当时指导亚洲多数国家政治外交实践的新的价值观。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经提出，迅速从亚洲走向世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遵循，成为当今国际关系最重要的价值准则。不论是面对冷战时期的大国博弈，还是全球化时代下的国家竞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代表的新时期亚洲价值观，通过其蕴含的包容平等、和谐共存等价值理念，源源不断地为世界秩序注入新的稳定性。
2. 亚洲国家在经济交替起飞中丰富了亚洲价值观
20世纪70-80年代东亚经济的繁荣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动了亚洲国家自我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为该时期的“亚洲价值观”赋予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含义。自70年代起，“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等具有中国儒家思想传统的经济体首先起飞，中国也在该时期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进入80年代，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也相继迎来了经济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Lee KuanYew）和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ad）提出并倡导的“亚洲价值观”（Asian Values），承袭东亚文明传统，坚持家庭、集体、社会的价值高于个人价值，强调权威、秩序、和谐的重要性。新、马两国领导人在该时期提出的“亚洲价值观”，既是其依据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作出的合理选择，也反映出该价值观作为特定时代下价值本土化产物的局限性，应当辩证地看待围绕其产生的实践与争论。
首先，“亚洲价值观”的提出，象征着亚洲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亚洲社会因西方文化渗透而产生的自卑心理。正如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言，“工业化及与之伴随的经济增长，导致东亚人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清楚地表达了可以被恰当地称作‘亚洲的自我肯定’（The Asian Amirmation）的东西”。尽管包括亨廷顿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对“亚洲价值观”进行了批评，但也都承认，该时期亚洲社会普遍对亚洲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充满信心，并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亚洲文化价值观中对集体利益的强调。这种心态的出现再次证明了，尽管亚洲各个社会与文化之间存在差异，但却对彼此文化共性有着天然的共识。其次，该时期“亚洲价值观”的发展，体现出文化相对主义的特征。支持者们将儒学视为“亚洲价值观”的文化源头，将之同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进行对比，凸显出亚洲文化不同于西方的优越性。不可否认，尽管批评者们总是将其与封建统治的威权主义、等级制度联系起来，但“亚洲价值观”中强调的集体利益高于个人需求、重视家庭价值、提倡诚信仁和与勤俭奋斗的思想，显然对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是有利的。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东亚文化从萌芽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冷战结束），迈向了“东亚认同感”形成与发展的新阶段。从这一点来看，“亚洲价值观”的提出本身便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再次，“亚洲价值观”并非强调所有亚洲国家必须奉行同一种价值观，而是主张每个国家都应该从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出发找到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主张通过强有力的政治体制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通过政府的强力领导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来达到改善民生的目标等。因带有抗衡西方价值观的色彩，这种“亚洲价值观”自然引起西方国家警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遭受重创，李光耀和马哈蒂尔倡导的“亚洲价值观”也因此而受到美欧的质疑和打压。西方以亚洲金融危机为由唱衰“亚洲价值观”，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意在独霸价值观的主导权和界定权。
20世纪末围绕亚洲经济腾飞与政治图景展开的“亚洲价值观”大讨论，使得以往暗含于亚洲各国历史文化之中的共通性得到了更加明确的概括和阐释。但从本质讲，此时的“亚洲价值观”仍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以家庭主义、贤能政治等为特征的价值观。该理解将“亚洲价值观”固定在了一个较为狭义的政治文化范畴，忽略了其作为“亚洲的价值观”所具有的文化潜力。这为21世纪亚洲价值观的重构和升华提供了空间。
3. 亚洲国家在新世纪重构和升华亚洲价值观
21世纪的世界秩序进入了新的变革期，本质上反应为西方世界的相对衰落与东方世界的相对崛起。世界权力重心向东转移，使得东亚成为了21世纪大国竞争与博弈的主要阵地。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亚洲开展的新一轮霸权主义与意识形态渗透，“克服西方价值观的弊端，寻求非西方价值观具有现实必然性和历史紧迫性。在这个过程中，亚洲肩负着构建超越西方价值观的先进价值观的特殊使命”。整体来看，新时期亚洲价值观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一是在解构旧的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基础上，产生重构亚洲价值观的诉求；二是中国的崛起推动亚洲国家凝聚新的价值共识与共同体意识。
20世纪末，苏联解体使得西方文明一度成为冷战的“最后赢家”，“自由民主制”登上“历史终结”之巅。与西方文明一片欢庆的政治氛围相反，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亚洲四小龙”等新兴亚洲经济体面临社会转型的痛苦抉择，围绕“亚洲价值观”的大讨论陷入低潮。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部分亚洲国家选择开启“西方化”转型，部分国家则坚守自身制度，以完善自身发展模式应对挑战。1998年，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Fidel Valdez Ramos）、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Bob Hawke）、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Morihiro Hosokawa）等提出了“亚洲论坛”（Asian Forum）的构想，认为亚洲需要构建新的协调与合作机制，以增强抵御危机、稳定发展的能力。可以说，亚洲国家在世纪之交对各自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解构了90年代以部分国家经济腾飞为基础“亚洲价值观”话语，为亚洲价值观在21世纪的重构提供了空间。
2001年2月，发源于“亚洲论坛”构想的“博鳌亚洲论坛”（Boao Forum For Asia, BFA）成立大会在中国海南召开，为亚洲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共商地区发展，合力解决地区问题的对话平台。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致辞中表示，“亚洲各国国情虽不相同，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不断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我们共同面临的课题”。作为对亚洲各国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博鳌亚洲论坛”的成立，有利于唤醒一度归于沉寂的“亚洲意识”。同时，也证明了中国有能力为亚洲国家提供一个广纳贤言、凝聚共识的开放性平台，从而形成亚洲自己的整合力量，为新亚洲价值观的凝聚奠定基础、开辟道路。作为东亚最大的国家，中国经验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具有天然的相关性，“中国的发展故事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亚洲的，是广义亚洲价值观的一部分”。对于新时期亚洲价值观的重构而言，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经验，以及价值判断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的来看，21世纪初期新的亚洲价值观的构建，是以中国为主要引擎；以东南亚与东北亚构成的东亚地区为主要地缘平台；以经济复苏为主要追求；以东盟加中、日、韩（10+3）为主要合作机制；以共同文化纽带为地区合作黏合剂；以开放的地区主义、共同的价值观念来构建地区共同意识和认同的复杂过程。在此基础上，中国通过“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以及“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将东亚文化中的“亲仁善邻”“王道睦邻”的邦交智慧融入区域合作战略中。在“借助亚洲文化历史上的交流互鉴和交叠共识，基于当前亚洲各国人民追求社会发展与生活幸福的趋势”的基础上，构建能够回答时代之问、凝聚地区意识、推动共同发展的新时代亚洲价值观。
二、习近平倡导新时代亚洲价值观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历史进步呼吁新时代的亚洲价值观。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不断深化，亚洲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互动日益频繁，价值观的交流和传播也愈加紧密。这种互动促进亚洲内部开始形成新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取向。新时代的亚洲价值观，既是对亚洲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共同价值观形成的积极贡献。它不仅是亚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深化亚洲区域合作、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提供关键性的理论引领。
（一）亚洲价值观需要积极回答时代之问
亚洲文明源远流长，亚洲价值观也始终在动态中不断演进。如何在动荡变革中提炼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亚洲价值观，如何在全球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亚洲智慧，这些都成为新的亚洲价值观亟待回答的时代之问。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致辞中，习近平指出，“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亚洲前途在哪里？我认为，回答这些时代之问，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善于拨云见日，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一系列体现文明特色且又符合时代潮流的价值理念，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容性发展、亲诚惠容、正确义利观、亚洲安全观五个组成部分。这些价值理念致力于将亚洲文明中的和平基因转化为全球治理的实践智慧，为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提供有益镜鉴。
具体地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向着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主张世界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是人们为了克服现代文明发展的根本性困境而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标志着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开始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转变。通过将包容性发展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框架，该理念拥有了文明性的意义，使其从“惠及部分国家和群体”，向着“将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大成果惠及世界各国人民”不断扩大。亲诚惠容理念是中国周边外交的核心理念，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机结合，通过让周边国家切实得到“惠”和“容”，来推动地区各国的“亲”和“诚”。本质上是希望以文化感召力为纽带，唤醒亚洲各国的文化认同感，凝聚地区合力。正确义利观，蕴含着儒家文化“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义利相兼”的辩证思想，以及“协和万邦”的道义理念，主张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手段，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找到亚洲各国的利益共同点和交汇点，号召周边国家守望相助，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亚洲安全观则以充分尊重亚洲各国不干预、非武力、区域自主等区域安全合作历史经验为基础。通过强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原则，回应亚洲各国对于安全的普遍诉求。
新时代亚洲价值观在回答时代之问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的不断丰富与发展，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新的价值指引。在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共同努力下，新的亚洲价值观所蕴含的核心概念被逐步明确，并在周边外交实践中获得了区域各国的普遍支持与认同，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二）中国倡导新的亚洲价值观的核心概念的基础和共识
新时代亚洲价值观的形成，经历了由倡导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美美与共”，到重视以亚洲价值凝聚集体认同，再到提出弘扬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的逐步深入。在此过程中，中国作为新的亚洲价值观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引领者，既注重发挥自身作为文明大国的文化影响力，又充分考虑到全球化背景下亚洲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推动亚洲文明在新时代下实现了历史积淀与现代性的良好融合。
1. 中国以自身文化影响力为基础，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整合亚洲文明内部的力量
自近现代以来，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亚洲文明曾疲于应对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使得文明内部的对话被置于次要地位，无益于亚洲文明寻找自身发展的出路。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发出关于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中方倡议，呼吁加强对亚洲价值、东方智慧的研究和运用。2014年5月，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 CICA, 以下简称“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指出，“中方倡议通过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方式，推动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2015年3月，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习近平再次倡议“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表达了“让亚洲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让地区发展合作更加活力四射”的美好愿景。2019年5月，经历5年的倡议与筹备，亚洲文明对话大会（Conference on Dialogue of Asian Civilizations）在北京开幕。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以亚洲为主场，以亚洲文明为主体，为汇聚亚洲文明、凝聚亚洲共识提供宽广的平台。在这种整体性的交流中，亚洲各国形成了有关文明发展的共通性理解，孕育出了新的亚洲价值观的萌芽。
2. 中国积极推动发掘亚洲价值与东方智慧的丰富内涵，凝聚亚洲各国人民对亚洲价值的集体认同
“亚洲价值”是亚洲各国价值观凝聚的重要体现。2015年4月，习近平在巴基斯坦议会的演讲中提到，“中国和南亚国家都拥有悠久历史，都崇尚向善友爱、包容互鉴、和谐共生。作为亚洲文明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愿同南亚国家加强文明对话，共同传播东方智慧，弘扬亚洲价值”。2015年11月，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亚洲各国人民要从悠久的历史文明中汲取养分，凝聚对亚洲价值的集体认同，拓展人文交流合作，夯实睦邻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把‘和’‘合’的传统理念付诸彼此相处之道，把修睦合作的薪火世代传承下去”。此次讲话将“亚洲价值”从开展文明对话的媒介，提升到构建亚洲集体认同的核心地位，进一步扩大了“亚洲价值”的文化内涵与实践范畴。
3. 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国际组织合作不断深化的推动下，中国逐步提出并完善了新时代亚洲价值观的核心概念与思想主张
2021年11月，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习近平从中国和东盟国家共享的“平等相待、和合与共”的东方文化出发，回顾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等双方关系史上的重要成果，进而号召中国与东盟国家“照顾彼此重大关切，尊重各自发展路径，以真诚沟通增进理解和信任，以求同存异妥处分歧和问题，共同维护和弘扬亚洲价值观”。此次讲话中提出的“亚洲价值观”概念，建立在中国与东盟地缘相近、人文相通的现实基础上，服务于双方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包容互鉴的现实需要，是对旧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的重大发展与超越。2019年，习近平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时提到，“总理先生多年来倡导‘亚洲价值观’，主张独立自主，积极推进东亚合作，坚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2022年，习近平在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Ukhnaaginr Khurelsukh）时则强调，中蒙两国应“弘扬亚洲价值观，共同维护亚洲和平、稳定与发展”。以上两次会谈进一步拓展了新时期亚洲价值观所涵盖的时空范围。
4. 在总结、提炼中国10年来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新亚洲价值观
2023年10月，习近平在向纪念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提出10周年国际研讨会发表的书面致辞中，首次提出弘扬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为凝聚地区国家对亚洲价值、亚洲方式、亚洲传统的集体认同做出了新贡献。凭借多年来对地区发展、区域合作的积极贡献，中国收获了周边国家对新的亚洲价值观的普遍认同与肯定。2024年11月8日，习近平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Anwar Ibrahim）时提出，中马两国应“倡导文明多元共生、和谐包容，践行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推动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互学互鉴中共同发展”。在同年11月9日会见印尼总统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时，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印尼同时作为发展中大国、新兴市场国家和全球南方主要成员，要“共同弘扬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引领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自强，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可以看出，亚洲价值观的四点核心内容，充分尊重了亚洲文明与宗教多样化的现实，符合亚洲国家维护地区长治久安、实现共同繁荣的价值追求。
（三）增强亚洲的地区意识，推动地区的合作共赢
从地区层面来看，共同的价值观念是亚洲国家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的思想文化基础。亚洲价值观根植于亚洲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强调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包容互鉴、融合发展。这些理念与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高度契合，为亚洲各国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思想指引。
基于亚洲历史上曾饱受战争之苦，“和平”成为了亚洲价值观的首要迫求。作为一个包含着不同文明形态、不同宗教思想的地区，亚洲主要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的教义中，皆蕴含着对“和”的推崇，如印度佛教中的阿希姆萨（Ahimsa）即意味着“非暴力”“不伤害”，强调和平与宽容；而伊期兰教名称中的“Islam”本身就意味着“和平”，《古兰经》中也有许多关于宽恕与和解的教导，重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正如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讲话中提到的，“和”“合”的传统理念贯穿于亚洲各国古往今来的相处之中，应当被世代传承下去。
“合作”则是亚洲价值观为实现地区经济振兴、各国共同繁荣提供的实践路径。中国近年来携手地区各国打造“一带一路”示范区、全球发展倡议先行区、全球安全倡议实验区、全球文明倡议首善区的举措，无一不是希望通过地区各国的团结合作，更好地推进亚洲现代化的进程。此外，通过先后建立起的区域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等，中国正逐步将亚洲价值观转化为具体的地区合作实践。这些机制的建立与启动，不仅切实为亚洲国家的经济复苏、安全治理做出了贡献，也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包容”主张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以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化解潜在的冲突与对抗。同时，“包容”也意味着各国在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不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发展为代价，这也是中国一直以来提倡的“包容性发展”的实质。一直以来，亚洲地区受近现代历史的苦难记忆所扰，始终将“发展”置于优先位置，却往往忽略了自身发展政策可能为周边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的影响。发达国家当年正是由于缺乏“包容性”，在工业化进程中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令全球深受其累。当前，不少亚洲国家已经迈入新兴经济体行列，更应警惕发达国家的教训，在“包容”的亚洲价值观的指引下共商发展道路，共享发展成果。
“融合”意味着借助亚洲各国历史文化与思想价值上的相似性，构建更加紧密的亚洲命运共同体，深化地区国家利益融合，实现共同发展。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亚洲各国区域内的交流交融为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打造了日益牢固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融合”并不意味着对个体发展特色的磨灭，而是一种“开放性结合”或“差异性团结”。在当代国际关系实践中，如果说欧洲一体化进程是以“求同”为标准，那么亚洲的区域合作则是以“求通”为追求，进而形成一种以利益、责任和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亚洲理念、亚洲价值。这不仅有助于亚洲地区形成更为紧密、互信的良好发展环境，还有助于引领亚洲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从全球层面来看，中国倡导和推进新时代亚洲价值观还对“全球南方”国家和整个世界产生积极影响。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日益频繁，价值观的传播变得至关重要，尤其是国家间产生利益冲突时，价值观往往成为主导决策的核心变量，在国际合作、冲突管理乃至全球治理模式的演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全球南方”国家正经历群体性崛起，多数国家进入了经济发展与政治话语权提升的关键阶段，推动跨地区及全球治理机制进入快速成长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亚洲价值观所蕴含的和平、合作、包容、融合理念，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范式。长期以来，全球治理体系主要由西方主导，发展中国家在制度设计和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相对有限。然而，亚洲国家在快速发展中探索出的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的区域合作经验，却与“全球南方”国家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路径高度契合，使其能够在不牺牲自身政治文化特色的前提下，通过互利共赢的方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目前，“全球南方”已经拥有了较为有力的经济基础，但还需要在思想文化等方面不断提高，从而能在与全球各方关系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亚洲价值观作为一种强调和平合作与包容融合的发展理念，正在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增强认同感、提升话语权，维护自主性的重要思想资源。
三、新时代亚洲价值观和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性互动
新时代亚洲价值观一经提出，就显示出强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成为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亚洲价值观还是亚洲命运共同体，二者皆关乎于亚洲的未来，关乎亚洲是否能够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和发展之路。在理论前瞻与现实需求的共同推动下，亚洲价值观与亚洲命运共同体迈入了建设性互动的新阶段。
（一）亚洲命运共同体逐步从愿景成为现实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3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强调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亚洲命运共同体”包括四大支柱：一是政治上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二是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三是安全上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四是文化上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由此明确了“亚洲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递进关系。
1. 在国家层面，亚洲命运共同体得到众多亚洲国家的呼应
十年来，中国与一系列的亚洲国家建立或强化了命运共同体关系，涵盖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多个次区域。巴基斯坦、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均与中国确立了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进程不仅是中国与亚洲国家相向而行的结果，更反映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符合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契合新时代亚洲价值观所倡导的和平、合作、包容、融合理念。
首先，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过程，就是各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避免冲突、加强互信的过程。在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通过和平对话与协商化解分歧，推动国家间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以中越关系为例，虽然两国曾经历边界冲突，却“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中并肩战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相互支持，始终守望相助、风雨同舟，结下了‘同志加兄弟’情谊”。近年来，中越双方通过不断增强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已然成功构建起了双边命运共同体，成为区域国家合作的典范。其次，尽管亚洲被公认为全球最具发展潜力与活力的地区，但大多数亚洲国家仍面临经济低迷、人民生活贫困、产业结构落后、基础设施缺乏等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成为各国的共同选择。中老铁路（China-Laos Railway）的建设、中巴经济走廊（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的发展，尽管面临安全、经济、地理甚至是境外势力的种种挑战，但中国依旧与合作国家共克时艰，推动各类项目取得丰硕成果。这种合作不仅全方位提升了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也推动了亚洲价值观中“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理念的落地，切实推动了中国与老挝、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再次，在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构建过程中，中国始终尊重伙伴国的政治自主性。自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便确立了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不同于西方国家在开展与非西方国家合作时惯用的价值观输出、附加政治条件等伎俩，中国始终鼓励不同制度模式的国家在互信基础上开展合作，充分尊重对方本土文化，以实现双方的共同发展为主要目标。最后，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不仅仅是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更涉及社会文化认同的增强。近年来，中国十分注重与亚洲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尤其是注重以教育合作、文化产业合作等方式增强同周边国家的人文交往，开展了如中日韩三国“亚洲校园”（Collective Action of Mobility Program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Asia, 简称CAMPUS Asia）项目、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活动，以促进亚洲国家间更加频繁的人员往来与更深层次的文化互动。随着亚洲各国人民交往的不断深化，一个相互信任、共同发展的亚洲命运共同体未来可期。
2. 在区域层面，亚洲命运共同体得到许多地区组织机制的支持
在实践过程中，中国除了与周边国家在双边层面上广泛开展合作，还通过地区组织与多边机制进一步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化，成为区域合作的重要框架之一。
首先，中国持续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东照作为亚洲地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组织，长期以来在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也在周边关系与秩序构建中，对东照的特殊性给予了特别的重视。2013年，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与东盟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此后，双方通过一系列“联合声明”文件确立了共同发展、安全合作的目标。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正式生效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基础也日益巩固。其次，中国—中亚五国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标志着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广泛的内陆地区延伸。2023年，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召开，会议提出深化经济联通、基础设施建设、安全合作等多个领域的合作规划，推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构建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中亚国家地处“一带一路”核心节点，近年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构想的推动下，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大幅提升，能源开发、外商投资、产品出口等领域的互联互通日益增强。这些举措不仅加深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联系，也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陆路支撑。此外，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还得到了上合组织（SCO）、亚信（CICA）、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reat Mekong Subregion Cooperation, GMS）等多边平台的支持。上合组织自成立以来，推动成员国在反恐、跨国犯罪治理、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成为亚洲国家安全合作的典范。与此同时，亚信作为亚洲地区主要的安全合作论坛，强调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共同安全和发展合作，其发展目标与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2024年11月7日，李强在昆明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八次领导人会议上指出，“中国和湄公河国家是亲如一家的命运共同体”。与会各国一致同意将“全面实现更加融合、繁荣、可持续和包容的次区域愿景，构建次区域命运共同体”写入会议宣言。这一表态证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已逐步从愿景迈向具体实践，并在不同次区域合作机制中落地生根。
3. 在全球层面，亚洲命运共同体与其他地区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正在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不仅提升了亚洲区域内的凝聚力，还通过跨区域合作的方式，与其他地区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实现。中国在与非洲、拉美、阿拉伯国家等“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中，不断借鉴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经验，将区域合作的成果传播得更广、更远。
首先，中国与非洲国家长期以来在国际舞台上互相支持，双方关系经历了正常发展期（1956-1978）和过渡转型期（1978-1995）后，便迈入了快速上升阶段。在“中非合作论坛”（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的推动下，近年来中非在基础设施、工业化、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中国帮助非洲国家修建了公路、铁路、港口等关键性基础设施，提升了非洲大陆区域内外的互联互通水平。与此同时，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医疗、减贫、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扩大，展现出命运共同体建设在社会发展层面的深远影响。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就是要顺应中非各自诉求，顺应时代发展，互相支持探索各自的现代化道路。非洲国家对“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高度认同，使得中非合作超越传统的援助模式，逐步迈向更加平等和可持续的伙伴关系。其次，“中国—拉共体论坛”（China-CELAC Forum, CCF）推动双边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深化。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同样是“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在经济发展模式、国际治理理念等方面有诸多共同点。近年来，中国与拉共体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开展了一系列合作，推动国内互联互通、次区域互联互通、洲际互联互通等三个层次的南美洲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项目多达数百项。这些合作举措表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经验正在被应用于更广阔的全球范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现实支撑。
（二）新时代亚洲价值观是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指导原则
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离不开深层次的文明积淀和思想基础，而亚洲价值观则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能够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走稳、做实和变强提供保障。
1. 亚洲价值观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亚洲共同体意识的形塑，离不开对亚洲价值观的提炼。“亚洲共同体”作为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要将其在现实中予以落实绝非易事。曾有学者指出，亚洲历史上并未形成过一个有认同感、拥抱“他者”文化、尊重彼此知识的命运共同体，这使得从历史文化层面重新思考何为“亚洲”、何为“共同体”成为一种巨大挑战。长期以来，西方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国家将自身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和经济模式塑造为“普世价值”，使外界误认为西方内部拥有完全统一的价值认同。然而，深入了解后不难发现，西方社会本身也存在不同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并非完全和谐一致。同样，亚洲虽然多元，但并不意味着无法形成具有区域代表性的价值观。在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的背景下，亚洲国家需要在共同发展诉求的基础上，形成一套符合本区域特点、促进区域团结合作的共同价值体系。基于这一需求，中国提出的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既充分考虑到了亚洲区域内部文化的多元性，又善于发掘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性。新时代亚洲价值观，立足于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互补互利的法则，使其在关注亚洲各国共同价值追求的同时，兼顾到不同国家自身建设的文化理论需要。亚洲价值观不仅奠定了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根基，也为其实现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合作模式。
2. 亚洲共同体建设需要共同的价值观作为指导
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合作，更需要文化上的认同和价值观的共识。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作为纽带，各国在面对地区治理、经济发展、外交合作等问题时，可能会因文化认知差异而产生摩擦，甚至导致合作机制受阻。在这一背景下，亚洲价值观提供了一种超越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差异的共同价值准则，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相互间的理解、谅解和合作，提高区域认同和“亚洲意识”，凝心聚力地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文化认同已成为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变量。欧洲一体化的经验表明，经济合作可以为区域整合提供动力，但真正稳固的共同体意识往往建立在共享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认同之上。相比之下，亚洲国家在历史上虽然有长期的文明交流与互动，但受地理、宗教政治制度等因素影响，区域内的多样性远超欧洲。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不能仅依赖经济联系，还需要在文化认同、社会信任、区域价值共识等方面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如果各国民众仅仅把亚洲共同体看作是一个政府间的合作框架，而未能在身份认同上产生共鸣，那么这一理念将很难真正落地。亚洲价值观的提出，正是对这一现实需求的回应。它强调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找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共通之处，以凝聚区域合作的共识。这种包容性的价值体系，使得亚洲国家能够在多边合作中维持独立性，同时找到最大公约数，为共同体建设提供长期的价值支撑。
3. 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有助于推动亚洲价值观的传播和深化
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以共同发展作为核心要义，以互信协作维护安全环境，以开放包容推进机制建设，以文化互鉴凝聚理念共识，以和衷共济强化情感纽带，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通过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各国可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进行深入合作，从而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亚洲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同时，这种实践中的合作和交流也有助于推动亚洲价值观从地区性理念向全球性理念演化，提升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巩固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以亚洲各国最为关注的经济领域为例，亚洲价值观所倡导的合作、包容、融合理念，正在通过多边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与深化得以体现，并通过区域的经济发展，巩固和强化了亚洲地区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例如，“一带一路”倡议（BRI）自提出以来，已吸引了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参与，中老铁路作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之一，不仅促进了中国与老挝的经济联系，还带动了东南亚地区的互联互通，展现了亚洲价值观中经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的理念。此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作为由中国倡导发起的国际金融机构，以其去政治化、重项目质量、强调成员国自主性的运营模式，与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形成对比。AIIB不仅吸引了亚洲国家广泛参与，还得到了部分欧洲国家的认可，这表明亚洲价值观所体现的经济合作模式正日益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和接受。
（三）亚洲是实现三大全球倡议的重点实践区
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主要体现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和促进跨文化包容性等几个方面，这些都对全球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亚洲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加强地区和平与稳定
亚洲是世界上地理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文明最为多样的大陆之一，拥有众多国家和民族。不可否认，亚洲地区安全环境仍然面临诸多挑战，部分国家间的历史积怨、民族矛盾和利益冲突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域外势力的干涉也加剧了地区安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全球化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地区冲突、边界争端、大国竞争、恐怖主义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相互交织，给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了严峻考验。因此，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区域合作的路径选择，更是亚洲国家确保自身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与西方国家依赖军事联盟、构建排他性安全体系的模式不同，亚洲安全共同体主张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弥合分歧，以发展促进安全。这安全观不仅在上合组织和亚信等区域安全框架中得到实践，还通过全球安全倡议（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GSI）扩展到更广泛的国际安全治理层面。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道路、反对阵营对抗、倡导安全合作共赢，其提出的“不可分割安全”原则为亚洲乃至全球层面的安全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作为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实践载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进步推动了该倡议在地区层面的落地，促进了安全合作模式的创新，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替代方案。
2. 亚洲命运共同体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发展
发展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亚洲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立包含对当前全球发展形势的深刻把握，体现了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提供了新思路。近年来，受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疫情等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遭遇巨大挑战，而亚洲国家通过积极的制度建设，提升供应链韧性，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稳定性。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通过降低关税、简化贸易程序、统一市场规则，大幅提高了亚洲区域经济的互联互通水平，增强了全球经济增长的活力。此外，亚洲命运共同体有助于推动各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亚洲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已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老铁路、中泰高铁、瓜达尔港等项目不仅促进了东南亚、中亚、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为整个亚洲的经济融合提供了现实基础。此外，亚洲国家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合作也日益深化。例如，中国与东盟在跨境电商、5G建设、人工智能等方面展开广泛合作，推动亚洲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合作不仅促进了亚洲地区的经济转型升级，也推动了全球经济向更加智能化、绿色化、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4. 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突出的先进性，有助于联合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性，体现在它对全球格局演变趋势的准确判断。冷战结束后，亚洲国家并未简单复制西方的区域一体化经验，而是结合自身历史文化背景，探索出一条更具包容性和多元化的发展路径。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亚洲国家不再只是被动适应全球化，而是主动塑造国际规范，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过去几十年间，全球化带来了经济增长，但也加剧了贫富分化、地区发展失衡等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依然有限。因为曾经拥有被霸权主义支配的共同历史记忆，亚洲国家普遍强调“共同发展”而非“利益垄断”，“互利共赢”而非“强者支配”，更加关注全球发展进程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具有先进性，在于它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以“权力竞争’为核心的逻辑，而是基于“共同体意识”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合作模式。传统国际体系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强调大国实力分配与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亚洲命运共同体则提出，亚洲各国在安全、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高度相互依赖性，唯有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形成共识，才能实现长远的和平与繁荣。过去，全球治理体系主要由西方主导，规则制定和执行多由少数发达国家掌控，而亚洲国家长期处于“规则接受者”地位。然而，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的合作模式不再是单向度的“制度移植”，而是从加强亚洲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提升亚洲地区的社会化程度，将建立在大国实力威胁基础上的“低级国际信任”，转向“基于共同体合作的高级的国际信任”。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亚洲提出了更加灵活的开放性合作框架，以渐进融合的方式推动经济一体化，欢迎亚洲国家“搭便车”，将中国的发展惠及周边各地。这种既强调合作共赢，又保留各国自主性的互动模式，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跨文明交流与合作，这对化解当前世界范围内愈发严重的文化孤立主义与地区保守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并不能自动带来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反而在某些情况下激化了身份政治和文明间的对立。面对这一趋势，亚洲大国提出的“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理念，不仅是对自身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全球文明关系的新思考这些理念与“全球文明倡议”（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秉持的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等理念一脉相承，主张在包容互鉴中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体现出与西方现代化完全不同的文明观。在全球文明倡议的推动下，亚洲国家在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科技共享等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努力构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文明关系，为世界提供了一种超越单一文化霸权、多文明美美与共的替代方案。
四、结 语
亚洲价值观作为亚洲各国长期历史文化交流、社会实践和现代化探索的综合产物，具有深厚的思想根基和广泛的现实影响。从历史发展来看，亚洲价值观在儒家伦理、佛教思想、伊斯兰文化等多元文明的交融中不断发展演化，塑造了亚洲国家对社会秩序、国家治理、国际关系的独特理解。20世纪后半叶，随着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经济腾飞以及区域合作的深化，亚洲价值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得到重塑，并在21世纪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习近平的倡导下，新时代亚洲价值观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理念，对亚洲国家互动的价值基础进行了凝练总结，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从实践层面来看，新时代亚洲价值观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首先，它强调“和平”作为亚洲国家共同发展的前提；其次，它主张“合作”作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动力；再者，它倡导以“包容尊重亚洲文明多样性；最后，它呼吁以“融合”实现亚洲各国的包容性发展。综上所述，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是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的结果，更是文化认同和共同价值观凝聚的过程。亚洲价值观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是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基础，使各国能够在共享的价值观念下协调行动，减少分歧，实现合作共赢；另一方面，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推进也反向促进了亚洲价值观的传播和深化，使其影响力从区域层面拓展至全球层面。在全球治理变革的背景下，亚洲价值观作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诉求的代表，为全球安全观、全球发展观、全球文明观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展望未来，亚洲价值观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域外大国的干涉、地缘政治博弈的加剧可能会影响亚洲国家间的互信与合作；另一方面，亚洲内部的文化、宗教、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使得在区域层面形成统一的价值共识仍需时间和努力。然而，面对这些挑战，亚洲价值观所倡导的和平、合作、包容、融合理念，正是应对当前全球不确定性的有效路径。随着亚洲国家对自身文化自信的增强，以及区域合作实践的不断深化，亚洲价值观的影响力将持续扩大，并在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全球变革的关键时期，亚洲价值观的提出与实践不仅是对亚洲传统文化智慧的现代转化，也为世界提供了一种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更加包容共赢的治理模式，展现了亚洲在塑造全球未来方面的独特贡献。
文章来源：《国际观察》杂志（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