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博士，上海，200433。
摘要：
战略不只是涉及战争的特有概念，而是所有时期治国理政的内在要素。它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习近平外交思想擘画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大战略。从战略的要素构成来看，它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愿景，以建立“五个世界”为目标，以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为实践原则，以共商共建共享观念改革全球治理，以“一带一路”为国际合作的平台，以打造全球伙伴关系为战略实施路径。这一战略不仅在目标上，而且在实践原则和路径都不同于历史上的大国对外战略，是一个极具创新的战略。在当今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它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进步方案，不仅具有道义的感召力，而且具有实践的务实性。
关键词：
习近平外交思想 大战略 中国外交 国际战略
2024年6月新加坡资深外交家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在阿联酋战略研究中心发表讲演，在被问及中国外交大战略时，提到中国“出于必要，他们必须有战略，而且他们确实有”。但是中国的大战略具体是什么？这位外交家没有明说。其实，习近平外交思想已经擘画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大战略。这一战略与以往其他大国战略的根本不同是：一方面，它不是以主宰世界为目标，而是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另一方面，它的实践方式和路径体现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团结与协作，践行人类共同价值，而不是征服与制度输出。而且从影响战略的三个变量，即物质、制度和文化来看，中国完全具备实现这一战略的物质、制度文化和道义优势。这一切只有结合大战略要素构成，才能深刻地感悟。
一、大战略要素构成
“战略不只是战争时期的概念，而是所有时期治国理政的内在元素。”大战略（Grand Strategy）就是“类似于国家在外交和军事上的整体政策”，同时，是“最高类型的战略”。大战略是确定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命运前途的愿景与相应目标，并通过整合和利用国家各种资源，实现预定愿景和目标的实践管理过程。大战略涉及国家及其组织在发展中所制定的全局性、长远的规划和政策。国家外交大战略的确定与实施涉及国际环境、地缘政治、国家身份与实力等多种因素，并需要根据环境和自身实力的变化进行不断地修正和完善。因此，外交大战略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几个且又不完全是依次排列的（sequential）要素：其一，规划外交大战略的使命与愿景；其二，评估外部环境与国家自身的实力；其三，选择实践路径与方案；其四，战略实施与反馈、修正、完善。
（一）外交大战略的使命与愿景规划
外交大战略的使命与愿景规划是对外交宗旨、理念和目标的明确表达。国家外交使命与愿景是对国家是什么类型、为什么存在的界定和定位，或是国家的存在理性之所在。使命与愿景规划由此规定了国家应当做什么、不应做什么。同时，外交使命与愿景也反映着国家特征和性质。明确国家外交的使命与愿景，就是对本国是什么身份，为谁服务，国家对世界的价值是什么，应当为本国与世界做什么等问题的具象表现。而体现在愿景中的外交目标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国家对外交往活动预期要达到的成果。
（二）评估外部环境与国家的能力
评估外部环境与国家的能力是外交大战略是否科学与符合实际的重要一环。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及其变化是国家外交大战略的出发点。国家外交战略都是源自国家发展更宏大的目标。外部环境是实现这一宏大目标重要的外部机遇与挑战。国家外交战略就是为了利用或克服这些因素而确定的。外部环境构成国家外交大战略重要外部现实因素之一。国家的实力是实现外交大战略的内在条件。国家实力不仅是物质能力，还包括非物质能力。物质能力包括国家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口及其分布、军队的数量、生产技术水平；非物质能力包括国家的领导力、军队的素质、民族性格、民族士气、外交能力、政府能力。国家的实力或能力既是利用外部机遇，也是克服外部约束的重要条件。评估外部环境与内部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避免因片面性而陷入单一性的谬误。如不能只看到外部环境的制约，而看不到机遇；也不能只看到物质性能力的作用，而看不到非物质能力的作用。客观、辩证地评估外部环境和自身能力是战略成功的前提，否则，要么导致战略透支，要么导致战略保守。
（三）大战略实践路径的选择
大战略实践路径的选择是结合外部环境与自身能力对国家应当做或怎样做的方案选择过程。一个成功方案通常兼具两个重要特征：一是选择的战略方案充分发挥了国家的自身优势，有效地克服自身不足，充分利用了外在环境（可能）提供的机遇，有效降低了来自外部的挑战；二是选择的战略具有感召力，即道义的正当性，可以为国内外相关利益攸关方所接受。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抗日战争持久战战略就是一个成功的战略选择典范。持久战的战略充分地体现了上述两个特征。首先，持久战方案充分利用了当时中国特有的优势，克服了自身的不足。因为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但“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一个弱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其次，持久战方案充分利用了国际力量对比和道义的力量。“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在国内，日本侵华的野蛮与掠夺政策“就激怒了一切阶层的中国人；”国际上，英美势力和苏联都反对中国投降，“国民党，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会投降......（中国）别的党派，大多数是反对妥协、拥护抗战的”。这清晰地阐述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以及各自采取战略的优势所在。可以说，战略路径的选择、战略规划以及外部环境与自身能力的评估有时并不是完全按时序排列的，有时存在着同时性，甚至时序颠倒的可能。因为国家外交战略目标的确定既来自国家身份定位，也是国家所处外部环境以及对自身实力评估的产物。国家身份决定了国家应当做什么的方向与倾向，而外部环境和自身实力影响着国家能做什么和如何做。三者正确地匹配才能保证战略规划与路径选择的客观与适当。这是决定大战略有效的前提。
（四）战略实施的反馈、修正与完善
战略是一个过程，是在一个充满机遇、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世界中不断适应变化的条件和环境的过程。因此，任何一个战略的实施都不可能一开始就尽善尽美，需要依据条件与环境不断地调整，同时也需要不断地磨合与经验积累。在这一不断调整和学习过程中就需要进行反馈、修正与完善，从而达到实践的日臻完善。反馈是对实践产生的实际效果与战略目标的差异进行评估。反馈也是修正与完善实践的前提。反馈的有效性在于：其一，反馈渠道的畅通与及时；其二，反馈信息的客观与全面。修正是在反馈的条件下对既有的策略与路径进行调整，而不是对战略目标的修正。如果在反馈的基础上对原有的战略目标进行颠覆性改变，这表明过去的战略目标已不合时宜，需要重新进行战略规划，此时的战略实践就此终结。完善是对既有的策略与路径结合形势变化进行进一步优化。战略实施也是调动各种获得性资源，协调各部门把愿景变现实、目标化行动的实践过程。大战略中的这一环节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维持战略持久与成功最重要的是通过不断地有目的的行动把愿景与目标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惯习（habitus）养成。只有这样才能在不断的战略实施中，做到在外部环境非根本变化的情形下，因地制宜地克服各种干扰与挑战，分配与协调各种资源，持续地、创造性地推进既定目标的实现。惯习下的实践是一种有意识地显示社会意义的行为。因为惯习是过去实践产生的背景知识的产物，过去的实践形成一种心理结构，由此自觉地指导未来的实践。因此，惯习是带有倾向的。惯习使实践者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形成一种行为“套路”或模式，但这种模式不是机械重复，而是应景式的有创造性的某种显示战略目标的行为，做到守正而有创新。惯习的养成在战略实施初期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战略缔造者的引领与不断的意识强化、高效统一行动的组织和综合。通过初期的引领、灌输及其组织的强力贯彻使实践者逐步养成惯习，从而达到一以贯之实施战略的目的。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下中国外交的大战略
新时代中国外交大战略是什么？从上述的大战略及其要素分析回到新时代中国外交，可以发现中国外交大战略的清晰印迹，都充分地体现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之中。
（一）新时代中国外交大战略的使命、愿景、宗旨与目标
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完整系统地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主要“十个方面”，即“十个坚持”核心要义，对新时代中国外交大战略的愿景与使命做出清晰表达。其中第二个、第三个“坚持”和第九个“坚持”——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内容，就是战略使命与愿景或目标的表达。即新时代中国外交大战略的使命就是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者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愿景和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简称“五个世界”）。这一大战略使命、愿景、宗旨与目标是中国国家身份的反映，是中国自身价值的体现。中国既是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种身份定位就决定了中国在对外交往时应当追求什么和不追求什么。
首先，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外交战略的目标必然是维护国家利益，服务于本国人民。目前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就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此基础上，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就是中国主权国家身份赋予其外交战略的内在价值与使命。当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与这一身份有着密切联系。它的主权与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发展与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安全与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联系在一起。
其次，中国作为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这决定了中国的对外战略不能以对外侵略扩张和掠夺剥削作为目标，只能走和平发展道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反对剥削压迫，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为宗旨的。另外，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使得中国不能把世界革命作为对外战略的目标，这也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应当遵循的原则。恩格斯就曾说过，“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因此，在当今多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共存，同时面临着共同全球问题的世界中，中国必须站在人类历史进步的一面，为世界提出切实可行的变革方案，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解决世界各国人民共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推动人类进步事业。
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它既要谋求自身的发展，也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支持。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得到快速发展，未来的发展仍然需要改革开放。这既是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使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分工促进生产力观点的体现，因为“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同时，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经济体制、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既作为自身发展又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外部发展环境。“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新时代的中国发展对世界的价值。这种价值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统一，体现了“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展示了“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的共赢追求。
基于此，中国外交大战略在目标上不同于过往的大国外交战略。它在目标上不是征服与主宰世界，而是共同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正如习近平所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这体现出中国外交战略与过去大国战略在目标上的根本区别。
（二）中国外交大战略依据的国际环境与自身能力
新时代中国外交大战略建立在国际环境深刻变化和对自身能力的客观评估基础上。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随后不久，习近平从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高度，提出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是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与此相对应的是对自身能力的评估。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习近平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具备很多国际有利条件。”在对我国国力评估的过程中，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种对我国国力的客观评估，既看到发展带来的能力上升，也看到存在的不足，为新时代中国的外交大战略目标与方案确定了客观基础。
在能力的评估上，习近平既重视物质能力的作用，也重视非物质能力的作用。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其中就包含着对非物质能力的评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它是高效的国家领导力、外交能力和政府效率、高质量的军队素质、坚韧的民族性格、积极向上的民族士气的保证。因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保证了政府效率和能力。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才能确保“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塑造坚韧的民族性格和积极向上的民族士气。
（三）中国外交大战略的路径与方案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还提出了实现这一战略的路径与方案，即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以“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以打造全球伙伴关系为依托三条路径与方案来实践战略愿景与目标。这种路径与方案与对国际环境和自身能力的判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体现着合作与共赢的精神和务实的实践道义。
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这就要求新时代中国外交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向公平正义的方向变革。这也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使然。因为过去的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以西方国家为主导，内在的不公平和非正义性不仅造成了世界的和平、发展、安全、治理赤字，而且导致了文明歧视和排斥，也无法应对不断加深的全球性挑战。以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变革就是要纠正过去秩序与治理的偏差，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普惠性、文明包容性、发展永续性，从而达到全球治理体系的公平正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推动人类进步是其内在的职责，这是守正的要求。不断提升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使中国具备了推动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向公平正义方向发展的一定能力。
然而，当今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的世界现实，中国自身尚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及过去的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促使中国以一种创新的方式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以一种不同于过去大国的革命或征服的方式变革国际秩序。为此，习近平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动全球治理的变革。这是从根本上在战略实践上区别于过去大国主宰国际秩序的特征。
除了从现行国际制度上进行变革外，中国提出以“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以实现大战略的目标。2013年针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不平衡和由此产生的反全球化浪潮，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希望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这一倡议希望通过这个合作平台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廉洁之路，以合作的发展成果给世界做出示范，吸引与推动更多国家参与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中来。
实现新时代中国外交大战略的第三条路径就是打造全球伙伴关系，通过双边伙伴关系、不同层次的双边共同体和区域共同体三个层级来实现大战略目标。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把之前中国与大国关系、周边国家关系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发展定位归纳凝练为：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这在战略实践上不同于过去大国强权特征。
（四）战略实施、反馈、修正与完善
在党中央的指引下，中国外交咬定战略目标，依据需要在反馈基础上与时俱进加强战略部署，深化完善外交布局，完善战略实践。
全球治理方面，在全面参与和推进全球经济、安全、核、海洋、卫生、生态等方面的治理的同时，针对美西方国家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和排他性小圈子、虚化现有国际制度、少数西方国家企图凭借实力定义国际规则和秩序，中国提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2021年，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的讲话中、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就要切实维护公平正义的体系、秩序、规则。同时，习近平提出国际社会应该按照各国共同达成的规则和共识来治理，而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国家来发号施令。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联合国宪章是公认的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国际社会共同制定、普遍公认的国际准则，解决国际上的事情，不能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推行霸权霸道霸凌，应该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遵循，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把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挺在前面。面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中国进一步丰富全球治理的理论，提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力求实现增长机遇的普惠、发展道路的包容。
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为了应对反经济全球化的逆流和少数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质疑，中国把这一促进国际合作的平台进一步扩大，从亚欧大陆扩展到非洲、美洲、大洋洲，并结合沿线各国人民渴望发展的迫切愿望提出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内容。截至2024年9月，已有美洲22个国家、非洲52个国家、大洋洲12个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远远超出原来倡议的地理范围。在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提出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张，即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以互联互通为主线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使“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地理范围的扩大和高质量目标的提出使得这一实践平台不仅赢得了更多的国家认同和参与，惠及更多的民众，也使这一实践平台更加务实、可持续，并具有强大的民意基础。
在打造全球伙伴关系方面，在美西方少数国家对华认知发生重大变化，不断对华发动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挑战面前，中国在对此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也相应调整了原来对美西方少数国家的政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涉及大国关系的表述从十九大报告中的“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变成了“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这一变化体现了新形势下中国外交针对某些西方大国关系进行了与时俱进的调整。这一调整是在新时代中国外交大战略框架下的调整，并没有脱离既定的外交战略目标，而是更加彰显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务实实践。
为了持续推进这一战略，中国一方面发挥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组织有效实践、观念强化，努力形成促进中国外交战略的惯习。习近平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在其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反复提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各类双边、区域命运共同体，各领域如核安全、卫生、网络命运共同体等），而且在近年来结合形势变化，面对不断出现的破坏和平、影响发展和制造对立的现象，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倡导人类共同价值，作为进一步深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抓手。同时，中国从政府到民间按照上述三个路径积极开展各种政府和民间外交活动，不断在实践中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另外，为了使党员干部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内化于心，在全党开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使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全体党员中入脑入心。这一切旨在通过领导者的引领、反复的实践和思想教育在全党形成惯习，使各级干部自觉而创造性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三、保持战略定力，树立战略自信
新时代中国外交大战略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具体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长期坚持的外交方略。在当今国际形势较过去发生了某些变化，特别是美国对华战略围堵不断加强的条件下，要不要保持战略定力，树立战略自信，坚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现实且引起一些人疑惑的问题。
（一）当今加速变化形势下坚守战略目标的问题
当今中国的外部环境较几年前相比已经有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条件下，要不要坚持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目标？这是关系到要不要坚持习近平外交思想确定的外交大战略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新时代中国外交大战略目标产生的背景或者说国际环境进行分析。好的战略应当应势而谋、顺势而动。现在的国际环境与习近平当初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的国际环境是否存在本质的变化？这是决定中国是否坚持既定战略的要素之一。当初习近平正式全面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世界正显露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势。为了应对这个变局，习近平提出了维护国际和平、保障各国安全、促进共同发展、加强文明互鉴、寻求永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因此，目前的形势更加迫切需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迫切既体现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之必要性上，又体现在推动人类正义与进步事业之必要性上。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越是在关键时期，越要“莫听穿林打叶声”，不畏一时的浮云，高举和平合作大旗，才能有效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被外部忌惮仇视中国发展的势力所打断。必须看到在衰落旧势力焦虑疯狂的背后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这种潮流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这是为什么美西方少数国家总是为其逆潮流而动的行为贴上“进步、正义、公平”的标签。这是“反事实效用”的结果。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彰显出中国外交所代表的正义和历史发展潮流，体现出中国特有身份的价值及其对世界的意义。因此，目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部条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反而是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
（二）自身能力问题
自身能力问题是决定战略持续的重要因素之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五个世界”，中国自身的能力是否具备实现这一宏大目标？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消除对中国外交大战略的误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凭中国一己之力去创造“五个世界”，而是通过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交流互鉴、坚持绿色低碳，与世界各国合作共同创造“五个世界”。这是一个全新的战略，原因在于它的目标不是主宰、征服世界，而是为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促进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共建美好世界。此外，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方式是合作与协调，即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来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和“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与大国、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各种伙伴关系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从宏观上说，不存在中国凭一己之力去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战略透支问题。
当然，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引领者，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要促进世界和平和安全，用自身的发展促进共同的繁荣，要在与周边国家发展伙伴关系中体现亲诚惠容理念，要在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中体现出正确的义利观，这就需要中国具备相当的实力。看待中国的能力或实力，首先需要自信。这种自信不仅来自物质实力，还来自非物质的制度能力。中国不断跃升的科技研发实力、世界第一的工业制造能力、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和完整的生产供应链、足以养活全国人口的农业生产能力、相对优质且数量庞大的劳动力、现代化水平列于世界前列的军队，可以说，从物质层次上中国完全是一个实力列于世界前列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非物质层次的实力在整个世界也首屈一指。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十个坚持”中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大国外交提供了战略自信。这一制度的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种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高效的行政效率，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使政府获得了人民高度认同；同时，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能较好地协调政策与资源、资源分配以及民众支持的矛盾。除此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也给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带来了良好声誉，助其显著提升软实力。因为“一个欠发达国家如果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改善了人民的健康、受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它肯定会在其他欠发达国家中极大地提升其影响力”。这样的制度不论从硬实力和软实力上都给中国实现其外交目标提供了战略自信。
（三）斗争与合作问题
习近平外交思想下外交大战略的实践原则是通过和平与合作方式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去实现“五个世界”的蓝图。然而，面对少数国家不断地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人质疑中国的和平、合作的实践原则的效用，要不要斗争，如何去斗争，如何保持斗争与合作的平衡？这是实现中国外交大战略的难题。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以战略目标为准绳，抓住斗争的目的这个核心，才能处理好斗争与合作的关系。
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目标不似历史上大国以征服、主宰世界为目标的对外战略。这是一个促进世界和平、共同发展，建立新的交往模式的战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与世界各国团结协作共同创造美好世界的同时，还必须与一切破坏和平、阻碍共同发展、制造对立、维护霸权、损害他国正当利益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但这种斗争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以斗争促合作，实现共生共存，共同发展。因此，斗争和合作一样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斗争是使所有违背和平与发展、平等与尊重、团结与协作的行为受到抵制或难以收到可期的回报；合作是使有关国家从相向而行的集体行动中获得和平、发展与安全的红利。两者都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手段。作为实现战略的手段——不论是斗争还是合作——都是服务于战略（目标）。所以，如果没有实现战略目标的斗争都是无效的斗争。在战略上“如果没有达到主要目标......无论他赢得了多少场战斗，即使他赢得了所有的战斗，他都可以被称为失败者”。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就是这样，因为它没有实现其改造这两个国家的战略目标。
毋庸讳言，目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障碍就是美国。从霸权护持这一战略目标出发，美国不择手段地阻止中国发展，极力营造不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虽然中国领导人多次谈到，“太平洋足够大，能够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中美之间合则两利，斗而两败”，但也无法改变一部分美国政客对华的负面认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过去美国凭借实力与强权在世界政治经济中享有巨大特权，成为旧秩序的最大受益者；而且逐步在国际交往中形成了倚强凌弱、压迫掠夺的霸权惯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就是对其特权和不当利益的冲击，更是对其旧思维惯习的冲击。惯习的变化有待于场域的变化、实践的塑造。场域的变化就是权力格局的变化。在新的权力格局下，新兴力量的兴起意味着物质基础的变化，物质力量的变化必然要重塑新的话语和新的“游戏规则”。在这一过程中，在某些个体身上体现惯习的迟滞（hysteresis）现象是必然的。这种错位往往导致不适应的个体在新的现实面前充满挫折感。这种挫折感呈现否认、愤怒、妥协、沮丧和接受等阶段性反应。处于愤怒阶段的个体常常带来攻击与破坏性。然而，行为的改变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受到惩罚而调整行为；二是受到奖励而改变行为；三是在上述两个阶段的基础上把结构的规范内化于心。因此，惯习的变化必然伴随着斗争的过程。没有斗争就会放任愤怒的个体破坏性行为，导致新的规则无法确立，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促使失落的个体从愤怒阶段逐步向妥协和接受阶段转化，最终才能承认事物的新状态。目前，美国一部分政客既看不到世界的变化、整个世界权力格局从分配到性质的变化，而且面对这一形势存在着严重的惯习迟滞。因此，妥协迁就对中国来说是没有任何效用的。促使改变美国对外行为的惯习，必须斗争与合作并用。
从博弈角度来说，没有斗争，美国有可能会不断地挑战中国的底线，得寸进尺，索取最大利益，侵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所以，在这种类似于胆小鬼博弈（chicken game）中，中国一定要向对方阐明，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踏过这一红线，将遭受不可承受后果。为此中国要做好准备，正如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坚持底线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斗争的同时，中美仍可以在涉及国际和平和发展，以及带有全球性挑战的议题上积极开展合作。因为在这种类似性别大战博弈（game of battle of sex）中，双方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存在着共同利益，符合新时代外交战略的目标。但这种合作须以促进全球利益为导向，不是以美国的特权为导向，这样才能实现共商共建共享。
（四）确立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信心的问题
中国外交大战略为什么能行？只有说清这个问题，才能确立战略信心，持之以恒推进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大战略，自觉做到“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因为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它而衍生出来的中国外交大战略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化。
2020年美国的《外交》杂志5/6月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大战略的终结：美国应该思考小战略》。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哀叹，其一，当今世界权力格局及其性质的变化，使得美国越来越无法确定国际体系的未来，因为传统的军事权力已经越来越无法实现国家的目标和解决问题，基于此过去依赖于传统权力资源实现国家目标的大战略思维已经过时。其二，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带来的共识和认同已经在一系列危机下解体，在民族分裂、社会冲突和政治极化中丧失，这也使得大战略丧失了社会和文化基础。其三，社会撕裂与过往的错误使民众不再相信政府、政客、媒体和所谓的专家意见，因而任何大战略都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正因为如此，作者认为美国无法形成与实践外交大战略。
然而，对照这三个方面，新时代中国外交大战略却充满了希望。首先，美国过去的大战略是建立在主宰世界的目标基础上，依靠传统权力来实现其目标。其战略目标与现在的世界权力分配和分散格局格格不入。因为“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的历史已经过去。而中国外交大战略是建立在人类共同美好未来的目标基础上，依靠的是各国共商、共建、共享与合作团结、包容尊重来实现其目标。这比起美国僵化的战略在目标上具有正义性，在实践上具有务实性。战略上的道德感召力是一个战略成功的重要条件。中国外交战略实践还充分体现出务实性。中国不谋求输出制度和输出革命，而是在于汇聚各国的利益，这在策略运筹上就能体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它不要求其他国家“选边站”，而是聚焦于促进各国共同利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种策略使得众多国家认同中国的外交目标与实践。
其次，与美国相比，中国民众对国家发展目标与身份的高度认同奠定了中国外交大战略坚实的民意基础。由于自由国际主义共识给美国带来的巨大的贫富分化、社会撕裂、政治极化，建立在这种共识基础上的国家战略目标必然失去民众认同。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于给中国带来了生产力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威望的巨大提升，因而得到了人民的高度认同和拥护。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这种内外兼修的未来目标必然会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高度认同，具备了有效开展政治动员的深厚民意条件，完全不同于美国那样，由于族裔、不同阶层和民族叙事的断裂产生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从而使其大战略的实施出现了难以为继的景象。
最后，稳定和健全的制度是中国外交大战略的制度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战略上的优越性，除了带来巨大的民意支持，还可以有效地做到战略集中与稳定、策略的灵活。而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对外侵略与干涉产生的后果不仅使其制度受到广大民众越来越多的质疑，而且为其说项的专家意见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它直接导致了政治极端主义，如民粹主义的泛滥。这种极端主义加剧了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某些政客为了迎合政治极端情绪以博得选民支持，其对外政策理念变得越来越缺乏理性和连贯性，从而削弱了美国对外政策总体上的战略集中和连续性。
物质、制度和文化变量都是影响战略必备的变量。从上述分析来看，在这三个变量中，中国都具备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战略的优势条件，这为实现这一大战略提供了坚实的战略自信基础。
四、结 语
从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可以窥见中国新时代外交的大战略清晰表达。这一战略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愿景，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这一战略不仅在目标上，而且在实践原则和路径上都不同于传统的大国对外战略。它体现出作为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世界价值，反映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其实践原则与路径体现出对变化的世界宏观认识和务实政治的审慎。中国的不断发展、独具特色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为这一战略提供了物质、制度和文化的自信。在当今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它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不仅具有道义感召力，也具有实践的务实性，而且结合形势的变化不断完善。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一战略需要塑造相应的实践惯习。因为惯习是坚持方向但又具有创造性的实践性行为。
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