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杨洁勉，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沈若豪，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建设性互动则是极其重要的动力。为此，需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运用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与角色观深入剖析“全球南方”的崛起历程，认识“全球南方”的时代使命，把握“全球南方”的发展方向。“亚非拉、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发展与变化彰显了中国七十余年来不断加力赋能“全球南方”的伟大成就。金砖机制经扩容和壮大后已成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正在与“三大全球倡议”深度聚合，成为推动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主要力量。但是，值此动荡变革时期，“全球南方”还需要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和内部团结，继续有效处理南北关系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中国学界和智库需要加强与世界各国同行共同努力，为相关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作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
全球南方 人类命运共同体 金砖机制 习近平外交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对此大事和壮举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一、研究“全球南方”需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影响，对此的研究需要正确的政治站位和宏大的历史视野。
（一）正确的历史观
中国共产党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将历史自觉转化为引领时代的实践主动。通过系统总结历史经验、科学研判历史方位、前瞻谋划历史进程，实现了从认识历史必然性到掌握历史主动权的升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
1. 要从人类文明发展史和近代社会剧变等方面认识当前“全球南方”兴起的历史进步意义。“全球南方”的兴起，不仅是单一的经济现象，更是一个涵盖政治、文化和社会进步的综合性历史过程。从人类文明的进程来看，“全球南方”的崛起是对长期不平等国际秩序的反抗和突破。自从五百年前的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世界逐渐有了“东西”和“南北”之分。以欧美为主的大西洋文明逐渐支配并定义世界——穿过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被称为本初子午线，格林尼治时间（Greenwich Mean Time）被定为标准时间。广袤的东方世界亦在“欧洲中心”视角下以距离西欧中心的距离被单方面定义、分割为近东、中东和远东，并沿用至今。然而，随着世界历史的推进，尤其是近现代社会剧变后，“全球南方”开始崭露头角，逐步走向独立与发展。自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韩国、新加坡等新兴经济体通过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健全法律法规和指导市场调节等手段，经济逐步腾飞，并先后跨进了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创造者。自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把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不断推向前进，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为人类实现现代化贡献中国方案。中国用实际行动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既不是殖民掠夺的老路，也不是国强必霸的歪路。
“全球南方”崛起的历史进步意义，体现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以及不同文明和发展路径的并存。“全球南方”在该进程中重拾了政治自主性，还逐步通过经济发展提升了国际地位，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逐渐占据重要位置。
2. 要从现代国际关系史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唤醒的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认识当前“全球南方”兴起的历史曲折性。“全球南方”的崛起绝非线性发展的产物，而是深嵌于国际关系格局的激烈博弈与反帝反殖斗争的宏大叙事之中。20 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浪潮的兴起为“全球南方”注入了新的历史动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垄断，更以鲜明的反压迫立场为广大南方国家的解放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与实践范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坦桑尼亚的“乌贾马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改革构想，彰显了“全球南方”在政治觉醒中突破旧世界秩序的坚定意志，也反映了在特殊历史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浪潮与“全球南方”群体在进行国家构建和社会转型的伟大交汇。然而，这一进程始终伴随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阻挠。即便在政治独立后，许多国家仍面临发展模式的选择困境。“全球南方”的曲折崛起史，本质上是一部在霸权围堵中开辟新路、在历史重负中重构主体性的斗争史。
3. 要从二战后世界范围内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争取政治独立和经济进步等方面认识当前“全球南方”兴起的必然性。二战后“全球南方”的集体觉醒，既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政治独立的必然结果，更是经济主权意识觉醒与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历史选择。从万隆会议倡导“求同存异”到不结盟运动主张“独立自主”，从七十七国集团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到金砖机制倡导南南合作，“全球南方”始终致力于打破“中心-边缘”的殖民经济遗产，重塑平等互利的国际生产关系。“全球南方”的兴起正是百年变局下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的必然产物，标志着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进入新阶段。
（二）正确的大局观
树立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大局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传统和显著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所谓正确大局观，就是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
1. 抓住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认识“全球南方”在时代潮流和逆流斗争中的作用。简而言之和极而言之，我们的浅见认为：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时代潮流和时代逆流之争。主要问题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公正合理性没有得到基本解决。
2. 当前国际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公正合理性没有得到基本解决。这一主要问题在三个维度得以具象化：第一，发展权问题——南方国家追求产业技术升级与北方国家维护技术垄断的冲突；第二，规制权问题——南方国家要求国际组织改革与西方维护旧体系、旧体制的对抗；第三，话语权问题——南方国家寻求新价值、新认同与欧美长期宣扬的“普世价值”的角力。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安全、发展和人权三位一体的全球治理框架受到激烈冲击，全球生产力和价值链的重新布局、技术红利与数字殖民的失衡、安全承诺与霸权干涉的冲突接踵而至。
3. 增强“全球南方”的全球意识和前瞻意识，为当前和未来国际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南方国家需要在经济上通过重点合作项目积累发展动能，在安全上构建非西方主导的危机应对网络，在文化上推动自主知识生产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构建具有南方特色的现代性叙事体系，增强国际话语塑造能力。上述努力的核心在于实现从“被动适应规则”到“主动塑造秩序”的认知跃迁，使南方智慧成为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思想资源。
4. 吸取历史教训，坚持大局为重与以和为贵的原则，防止全球西方、北方对“全球南方”“分而治之”的陷阱。历史经验表明，经济拉拢和引诱、意识形态渗透、安全离间是分裂南方阵营的常见手段。例如，美西方杜撰“全球东方”以分化“全球南方”，将中国从“全球南方”中剥离，并与俄罗斯并列为“全球东方”的领导力量，设下叙事阴谋和话语陷阱。又如，美西方刻意炮制中国和印度关于“全球南方领导权”争夺的伪命题，试图将“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植入“全球南方”的思想库。“全球南方”应当坚持“和合共生”的理念：经济上，深化本币结算与产业链协作；安全上，强化区域自主调解机制，文化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策略上，秉持渐进务实的原则——在求同存异中扩大共识，在差异共存中凝聚合力；秉持“二阶最优”的思维——不苛求完美方案与“最大公约数”，而是通过渐进合作积累互信。
（三）正确的角色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所谓正确角色观，就是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
1. 正确认识全球各方在当前世界政治和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唯物和辩证地看待南升北降的趋势和南弱北强的现实，在国际社会的曲折进程中逐步发挥“全球南方”的进步作用。尽管“全球南方”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经过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逾七成，但发达国家仍掌握着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如美元在全球支付中占比达到50.2%）、核心技术标准制定权以及国际话语主导权等等。这种“趋势与现实的张力”决定了“全球南方”的崛起必然是机遇与挑战交织的长期过程。正如非洲许多国家在1960年代独立浪潮后，又先后历经新殖民主义经济控制、冷战代理人战争、资源诅咒等多次反复，其发展轨迹印证了“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规律。
2. 正确界定“全球南方”在当前动荡变革时期的时代使命和阶段任务，逐步减少动荡成分和增加变革动力，在自身现代化进程中共同推进全球思想意识和社会实践的现代化。“全球南方”不单需要争取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更肩负着推动全球公平与多元化发展的使命，这需要增强历史自觉和实践自觉，超越地缘博弈，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等等。另一方面，在“全球南方”不断向前发展的进程中，也需要警惕外部冲击与挑战。例如，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许多理念、政策和行为与全球现代化趋势背道而驰，其单边主义（再次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和世界卫生组织）、民族主义（大肆宣扬并吞加拿大、格陵兰岛及所谓的“收回”巴拿马运河）以及反全球化政策（再次举起无差别关税大棒），加剧了南北矛盾。与此相对应，“全球南方”国家应以更加开放、包容和合作的态度推动全球现代化，寻求共同进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和合理。
3. 正确确定中国在当前“全球南方”中的地位和作用，既要勇立时代潮头，也要谦虚谨慎，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坚持稳中求进和进中求好。中国始终秉持“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在三个层面发挥建设性作用：作为发展道路的探索者，在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现代化路径的前提下分享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本土发展经验；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依托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制提供更多制度选择；作为文明对话的推动者，促进知识共享，反对任何形式的文明优越论，努力为“全球南方”国家处理“发展权”与“治理权”关系提供实践范本。
二、中国坚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和继续加力赋能“全球南方”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5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期间，中国外交政策凭借其历史连续性与时代创新性，对国际格局演变作出敏锐回应，也对人类共同价值作出坚定践行，且始终与“全球南方”及其前身风雨同舟，共同进步。
1. 党的八大高度评价“亚非拉”解放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1956年党的八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八大报告积极评价“亚非拉”的历史进步意义和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日益上升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实行“一边倒”战略，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中国对亚非拉战略意义的认识逐步提高。1956年党的八大政治报告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另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广泛胜利。......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民族独立运动的同情和支持，大大地便利了这一运动的发展和胜利。同时，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又削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事业，因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建设。”这一历史性论断标志着中国外交从单一阵营合作转向更广泛的国际团结，体现了对世界反殖民浪潮的深刻洞察。
2. 随着内外形势的发展，在中国的国际政治语汇中，“亚非拉”逐步被“第三世界”替代。“第三世界”一词经历了六次党代会，时间跨度长达30年。1973年党的十大报告指出：“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第三世界同欧洲、北美、大洋洲人民的正义斗争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1977年党的十一大报告5次提到“第三世界”。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有14处。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没有提及“第三世界”，但有2处提到“发展中国家”时都与经济有关。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仅有1处提到“第三世界”，而且具有强烈的过渡意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同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各自国家的独立主权上相互支持，在经济、文化方面加强交流。”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到“第三世界”1次，“发展中国家”6次。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到“第三世界”1次，“发展中国家”2次。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没有提“第三世界”，提到“发展中国家”6次。
3. “发展中国家”逐步替代“第三世界”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从1977年党的十一大报告中首次出现“发展中国家”到2022年党的二十大的继续使用，“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的主题词，经历了十次党代会，时间跨度为45年。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到“发展中国家”7次，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发展中国家”5次，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发展中国家”5次。
4. 从“发展中国家”到“全球南方”是历史的必然。2023年1月12日—13日，印度主办首次“‘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线上峰会，但中国没有被邀请。7月10日和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分别在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首届高级别会议和在南非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强调，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在相关问题上的首次公开表态和阐述。2024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
5. 中国的四个政治词汇代表了中国与“全球南方”及其前身关系的四个阶段。这些变化不是简单地改变“名称”，而是定义定性的变化。深刻反映了国际格局变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逻辑嬗变。“亚非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团结对象，聚焦反帝反殖斗争，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这一阶段，中国通过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援建坦赞铁路等行动，将意识形态认同与民族解放事业紧密结合。随着冷战格局深化，“第三世界”概念成为反对霸权主义的同盟军标识。中国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在联合国为发展中国家发声，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其核心是打破美苏两极垄断、扩大发展中国家集体话语权。“发展中国家”的表述凸显经济属性，相关国家更多以“参与者”身份融入全球化，在经贸合作中重构南南关系。“全球南方”的提出，则是百年变局下的战略升级。这一概念超越传统地缘经济范畴，聚焦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既涵盖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现实，又强调文明多样性共生的价值追求。术语变迁的背后，是中国从“革命支持者”到“发展协作者”再到“治理共建者”的角色升华，更是“全球南方”从“政治觉醒”到“经济自强”直至“文明自觉”的历史进阶。四个阶段的定义定性之变，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中国始终与发展中国家命运与共，在时代浪潮中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三、中国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互动中的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对外关系上亲力亲为，大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并且在更实基础、更广范围和更高层次上提高了“全球南方”的实践自觉和理论升华。
（一）源于实践的“全球南方”与“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性互动
中国对“全球南方”的重要贡献在于，不仅提出原则而且重在实践，实实在在地体现了实践的第一性和本原性。
1. 夯实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双边关系，循序渐进地把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至现在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从经贸互往、文化交流到如今在政治、安全、科技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中国坚持以平等互利、尊重多样性的原则，构建了一种超越传统伙伴关系的战略协同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增强了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与互信，更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实践依据。中国对“全球南方”的贡献始终以实践为根基，将原则性倡议转化为可操作的合作路径。例如，自2014年中老两国达成“继续推进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的共识后，历经“推进两国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和“共同推进澜湄合作”，再到2016年共同宣布“携手打造牢不可破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老两国关系全面提质升级，并通过“一铁路和一园区”、航线、高速公路互联互通等途径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使中老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持续向前推进。
2. 加强中国和发展中地区的跨区域合作，实现了全覆盖和新发展。第一，自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以来，双方努力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构建了“海、陆、空、网”四位一体的立体化设施联通网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设持续推进，资金融通与双向投资稳步提升。第二，“四个坚持”引领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在习近平主席“坚持守望相助，坚持共同发展，坚持普遍安全，坚持世代友好”的引领号召下，双方经贸合作飞速发展，双边贸易额在2024年达到948.2亿美元。中国-中亚经贸合作论坛、“中国+中亚五国”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中国-中亚民间友好论坛等互利合作机制不断落实发展，人文交流蒸蒸日上。第三，以新时代全天候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携手推进现代化。中非双方不断深化治国理政、现代化发展、减少贫困等方面的经验交流，支持彼此探索基于自身文明特色、发展需求和科技与创新的现代化模式，努力推进“开放共赢、人民至上、多元包容、生态友好、和平安全”的现代化。除此之外，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China – Arab States Cooperation Forum）机制不断完善，通过部长级会议、高官委员会会议以及高官级战略政治对话会等推进议程，并借助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改革发展论坛、中阿企业家大会暨投资研讨会等平台，推动多维度交流。中国-拉共体论坛（China – CELAC Forum，CCF）促进了中拉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平稳发展，合作转为多轮驱动。
3. 组建和提高了“全球南方”第一方阵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在2024年10月24日的“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重要性，并提出了“金砖+”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的责任和担当。2024年1月1日，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2025年1月1日，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泰国、古巴、乌干达、马来西亚和乌兹别克斯坦九个“全球南方”国家正式成为金砖国家伙伴国。金砖合作机制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的演进与扩容，本质上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进程中的制度性回应与战略创新，正通过差异化发展模式的整合与制度性权力的聚合，重塑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力量格局。
（二）理论创新是实践自觉走向理论自觉的必由之路
理论创新既是实践经验的凝练与升华，又是引领实践深化的思想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时代在不断前进、事业在不断发展，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一刻也不能停止。”同理，“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理论创新需要不断的量的积累才能最终达到质的飞跃。
1. 中国更加重视以观点创新促进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例如，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义利观”，是对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正确诠释、积极倡议和践行，其“义利相兼、以义让利、互利共赢”的内涵具有普遍参考价值。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党的二十大报告则将其整合为“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2. 中国更加重视以理念创新认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和作用，相较于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论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党的二十大则表述为：“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通过这一理念的不断深化，中国不仅促使国际社会重新审视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贡献，而且为“全球南方”国家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空间提供了理论支持，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理念依据和实践路径。
3. 中国更加重视以理论创新阐述“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互动共进新进程。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中国在坚持自身“发展中国家”属性的同时，进入了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成员的双轨平行、并行的跑道。2023年8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南非金砖国家工商论坛期间首次公开论述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南方”成员：“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2024年10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进一步指出：“‘全球南方’为发展而起，因发展而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支持更多‘全球南方’国家以正式成员、伙伴国、‘金砖+’等形式加入金砖事业，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二者的融合与突破传统国际身份的单向度认知模式，既坚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属性，又主动融入“全球南方”协同发展的时代潮流，形成身份认同的复合优势，在破解信任赤字、治理赤字、发展赤字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理论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智慧。
（三）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全球南方”共同努力的方向
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增加了国际社会尤其“全球南方”的共识。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结晶，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通过倡导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核心价值，有效弥合了南北国家的发展理念鸿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标志着国际关系理论从零和博弈思维向共生共荣理念的范式转型。通过系统阐释“五个世界”建设目标（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该倡议在价值层面弥合了南北国家的发展理念差异，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思想公约数。
2. “三大全球倡议”不仅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勾勒了路线图，并且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构成的战略体系，从发展观、安全观、文明观三个重要维度完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架构与实践路径，为国际秩序转型确立了价值坐标。2022年1月 20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了“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启动会议，标志着这个小组的正式成立。“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作为推动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平台，聚焦《2030年议程》，致力于加强政策对话、分享最佳实践、促进务实合作。该小组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领导作用，也体现了中国坚持多边主义的决心，更是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3. “全球南方”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为整个国际社会和全人类在关键十字路口的战略抉择提供了理性认识和理论指导。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中，“全球南方”正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全球治理的主动建构者。通过金砖机制扩容、新开发银行建设等制度性创新，“全球南方”在全球金融、气候融资等全球治理领域的集体议价能力显著增强。这种角色转变不仅体现在具体领域的规则重构上，更深刻反映为对西方中心主义治理逻辑的超越——以发展权为核心诉求，以文明多样性为价值根基，以协同创新为实践路径，为人类社会在历史十字路口作出理性抉择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参照。
四、结 语
习近平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关于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历史轨迹、当前作用和未来影响的思想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通过研究“全球南方”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互动特点，可以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外交思想，并以此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工作。
第一，纵观二战后80年的历史，“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百年变局下的历史必然。同时，“全球南方”值此动荡变革时期，还需要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和内部团结，在聚焦物质财富的同时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战略运筹能力，在增强历史自觉中更好地应对长期和曲折的挑战。
第二，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全球南方”既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际体系向公正合理转型的核心推动力，这是国际格局变化和国际秩序进步的大局，国际社会需要抓住这一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奋发有为和砥砺前行。
第三，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要同“金砖+”第一方阵集体努力，凝聚共识，在渐进积累中争取重大突破，从而使南北关系更加平衡，并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中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
第四，中国学界与智库需要明晰时代责任与使命——既需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构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更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将战略设计与实际情况紧密结合，为“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当然，中国学界与智库还要同世界各国的同行加强交流，为在百年变局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文章来源：《俄罗斯研究》（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