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博士，上海，200233。
摘 要：
中国外交哲学及其价值观的研究和建设，是准确把握国际关系、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的重要基础，是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外交哲学价值观始终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在日益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下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外交哲学价值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和突出亮点，其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日益突显，正成为人类社会在新的十字路口的实践启迪和理论创新。中国外交哲学价值观主要源自国内，但国际传播的重心则在国际共性，要通过身教重于言教的国际引领、化哲理为常理的大众传播、体系化和学理化的核心传播等主要路径，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建构全球新价值观而作出贡献。
关键词：
外交哲学价值观 习近平外交思想 国际传播 世界意义
世界形势，日新月异；国际关系，千变万化。在百年未有的国际大变局中，既有地缘战略的大国博弈，也有非传统的全球性挑战，更有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的选择。当代中国国关学人在研究分析时，虽然大部分的精力在于事件和关系，但也需要在战略、理论和哲学等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美西方针对中国以及其他坚持独立自主的非西方国家推行“强势”价值观外交，我们对此不仅要及时应对个案挑战，而且更要进行多维的综合和总体研究，在更高和更深的外交哲学价值观层次上占据道义制高地，开展有针对性的实践和理论建设，并做出引向进步的示范。
一、站在历史前沿去认识和运用外交哲学价值观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研究外交哲学价值观不能走经院式道路，而是要紧密地结合现实。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在砥励奋进，更加需要运用外交哲学观察、研判和推进，更加自觉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关于哲学的定义，代表中国主流意见的《辞海》的定义是：“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有学者认为，哲学几乎同时在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诞生，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向纵深发展。价值论与本体论、知识论共同列为哲学的三个主干学科是19世纪才开始出现、20世纪才逐渐得到承认的。时至今日，“哲学”如同其他显学热词，不断从基础性和总体性走向应用性和领域性，如政治哲学和外交哲学等。政治哲学是研究政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和政治理论的概念体系：前者研究政治的一般理论，探讨政治的起源、本质、规律、规范、目的和手段；后者研究政治理论、学说、思想、观念本身，具有“元理论”或“超理论”的特征，主要分析词汇和概念的含义、论证的逻辑、命题的根据等。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其他一切哲学形式都受制于政治哲学，所以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的主要特点有礼仁结合的本体论、天人合一的神权政治观、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家国一体的伦理政治观等。在当代，构建当代中国特色政治哲学需要反思和重构研究立场、意向和方法：政治哲学的立场问题就是在人类社会的复杂结构中，立足于谁、为了谁进行研究的问题；意向问题是确定目标对象并在意识中不断与之相互建构的互动活动；方法问题就是要在使及思辨这一基本方法的同时，不断推进政治复归其真实本性，体现本性所要求的实践要求。
从渊源上说，外交哲学是政治哲学的分支和应用。如果说哲学是定性、定逻辑地认识宇宙整体变化规律的学问，科学是在哲学对宇宙的定性、定逻辑的基础上分科认识宇宙中的各部分即万事万物的定量变化规律的学问，那么外交哲学则应是在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总框架下对外交规律的研究。因此，外交哲学的基本定义是国家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研究有关的“存在”、“意识”和“知行”的规律，追求其根本性问题的解决之道。
马克思主义哲学拥有实践的价值观。“价值”是一个极为普遍的概念，它渗透于人的全部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之中，可以说，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存在价值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实现的根本变革，是确立了“从实践思考一切哲学问题”的实践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观则是一种从实践理解价值的相关问题的理论化、系统化的价值学说，因此必须以实践为根据，理解、阐释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观。实践价值观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实现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观的最终指向，从而实现了实践价值观与马克思“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有机结合。
在当代国际关系和外交中，我们同样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观。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严重受挫，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正在经受着严重的冲击和挑战。在背景下，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错误思潮一直嚣声不断，泛滥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就其本质而言，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观”等以自我满足为标志的价值观借助于“自由、民主、个性”而诋毁和对抗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参与和认识当代国际关系时，我们需要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价值观，不断深化其价值理论及其对世界进步和人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在外交领域中提高实践自觉和理论自觉——即外交哲学价值观的研究和运用。
二、当代中国外交哲学的发展轨迹
中国共产党在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中，逐步确立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外交领域的体现和应用。日益变化的内外环境对于外交哲学的需要不断增加，而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则在各个不同时期发展了中国外交哲学。
（一）毛泽东奠定了“站起来”时期中国外交哲学的基本理念
毛泽东外交哲学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其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政治背景为前提形成的，强调和践行以国际主义义务为重点的外交哲学价值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十分关注和重视内外环境和内外互动，在1949年后更是直接指导、从事和研究中国的对外关系和世界发展。毛泽东坚持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价值观，坚信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共走社会主义道路，支持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会见的外宾是巴基斯坦总理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此次会见是在1976年5月27日，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分钟，但体现了他竭尽全力关心中国和第三世界的世界情怀。当然，毛泽东如同所有伟人一样，难免也有局限性，如没能实地观察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等。毛泽东通过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严密论证，在《矛盾论》中提出了“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的著名论断。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根据国内国际的重大变化而对中国外交进行了战略性调整，确立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战略，即反对霸权主义；同时以苏联为主要对手，致力于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同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外交哲学的价值观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国际共产主义、世界性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关。毛泽东在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后，其外交哲学在价值观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国际主义义务。毛泽东从来都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注重从国际斗争的大背景下思考和指导中国的革命。例如，出兵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的战略决策之一，当时他的主要理由是，尽管存在着严重困难，出兵还是必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如果让美国侵略军占领整个朝鲜，强兵压到鸭绿江边，我国将难以安定地从事建设，而且放任美国侵略军这样恣意践踏世界和平、欺凌友邦，于中国、于东方各国都极为不利。同样，中国在支持越南人民反抗法国和美国的侵略、印度支那三国的抗美战争以及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等重大外交决策都有国际主义的考虑。
（二）邓小平确定了“富起来”时期的外交哲学的时代内涵，强调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任务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此后到2012年的党的十八大的30余年“富起来”时期里，中国外交哲学也取得了新的发展。在此期间，邓小平以及后来的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在复杂多变的内外形势下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排除万难，又善抓机遇，中国外交开始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邓小平在外交哲学价值观方面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强调外交的物质基础。早在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就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亲自设计和大力推行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提前实现了在1981–2000年翻两番的计划，此后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中国外交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其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对国内“八九风波”和国际上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邓小平镇定自若地指出：“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他还曾语重心长地告诫道：“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说到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和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观。其三，强调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义务。如果说毛泽东强调的国际义务重点在政治方面，那么邓小平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支持第三世界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邓小平1974年4月10日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庄严宣告：“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1979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格林（Felix Greene）率领的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并接受电视采访时说：“我们希望若干年后，在下个世纪不长的时间，作为社会主义的、比较富的中国，能够对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尽到符合我们自己身份的国际主义义务。”在邓小平理论以及外交哲学价值观的指导下，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入了机制性合作和制度性安排。例如，江泽民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维护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并推动了东盟与中国以及与中日韩领导人会晤的机制。又如，在胡锦涛亲自推动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于2004年1月成立，“中非合作论坛”于2006年11月将原有的部长级提升为国家和政府首脑层级，并胜利主办了2006年北京峰会。
（三）习近平擘划了“强起来”时期的外交哲学价值观的发展创新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波澜壮阔和砥励奋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的集大成者——习近平外交思想也应运而生，而外交哲学价值观则是后者的一大亮点。习近平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等命题，区别“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等范畴，运用“理论联系实际”“尊重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等思维，但又有新的发展和创新。习近平外交哲学立足中国和面向世界实际，客观反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努力解答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关系面临的主要挑战，分析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改变，从而为观察和研究当代和中长期问题提供具有实质性内涵的哲学判断和开拓具有深厚底蕴的哲学思路。
习近平外交哲学的价值观回应时代和引领时代。习近平作为世界大国领导人，始终关心人类和国际社会的前途和前景。他在倡导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后，又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三大倡议，充分阐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价值观。而且，“从实践逻辑看，‘三大全球倡议’聚焦百年大变局中的突出问题，为世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前行提供可行路径”。“从哲学逻辑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三大全球倡议’体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彰显鲜明理论品格。”
对于国际社会需要特别关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习近平于2013年3月在访非期间提出了正确的义利观，并在过去的10年里不断发展完善并运用于整个对外关系之中。正确义利观把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中国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中国人民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统筹起来，倡导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展现了中国外交的国际主义胸怀和负责任大国担当。
继提出正确的义利观之后，习近平又于2015年9月28日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对全人类价值观又作了进一步的深刻阐述，他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长期以来，某些西方国家推行所谓“普世价值”，但在现实中却往往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相结合，借助“人权高于主权”、“文明冲突论”、“民主与威权之争”等所谓的理念概念向外输出服务于其一己私利的价值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习近平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基础上提出的全新价值体系。尽管这一价值体系要获得全人类的广泛认同和全面践行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但它无疑是世界历史形成以来非西方国家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而提出的具有原创性贡献的价值体系，是世界历史进程中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价值变革和精神解放，有充足的理论潜力成为当下人类社会谋求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价值尺度。
三、中国外交哲学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
中国外交立足于当代的国情和世情，综合平衡国家和世界利益，兼顾当前和未来，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沉淀和深刻的哲学思考。就中国外交哲学价值观而言，其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日益突显，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在新的十字路口的实践启迪和理论创新。
（一）中国外交哲学价值观体现了时代性和进步性
在世界进入了动荡和变革时期，许多国家的外交陷入迷思，但中国不仅在外交上奋发有为，而且在外交哲学及其价值观上进行创新发展。
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哲学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价值观，示范和引领当代国际关系。哲学价值观既存在于具体领域和各类事物之中，但其提纲挈领者是人生观和世界观。说到底，中国外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朝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努力奋斗。但是，当代中国外交哲学的价值观则体现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前提下，根据当代的条件和可能而倡导富有哲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响应和认同，多次被载入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重要文件。
中国外交哲学服务于世界各国和人民的价值观，充分体现其外交的进步性。中国的外交当然首先服务于国家利益，但又完全不同于某些国家的完全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主张和践行天下一家的共同发展和进步。正如习近平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发展快一些的国家，要拉一把暂时走在后面的伙伴。只要大家把彼此视为朋友和伙伴，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成就，赠人玫瑰则手有余香，成就别人也是帮助自己。把别人的发展视为威胁，把经济相互依存视为风险，不会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快。”
中国通过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进步的价值观提供了理念道路、规范规章和体制机制等保障。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又如，“中国愿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当前国际外交哲学价值观之争的实质和特点
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和内容众多，而当前价值观之争特别突出具有深刻的重大形势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和现实斗争需要等背景。首先，回答时代之问需要深层次的哲学思考。当前，世界重大形势发展对国际社会提出了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对此的思考和回答都需要进行哲学、理论、战略和政策等多维思考。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其次，以“东升西降”为主要趋势的国际力量对比进入新的阶段。始于20世纪和21世纪相交的国际经济力量重心东移之后，当前国际政治力量重心东移也在加速进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此产生了严重的焦虑感，试图以西方的价值观弥补其经济实力下降和社会对立严重之不足。美国政府公开和反复提出与中国的价值观对立问题，欧盟的对华战略也明确提出价值观问题。
第三，中国以高度自信和伟大斗争精神反击西方的价值观外交攻击。中国凭藉在改革开放40多年中积聚起来的综合国力，高度增强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不断进行理念和理论创新，不仅有力地反击了西方的价值观攻击，而且还开始对落后于时代的西方理念如冷战思维等进行深入批判，提出了一系列国际倡议，开辟了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境界。
（三）国际传播的重点、途径和发展方向
当今世界日益联系紧密和相互影响，中国外交哲学价值观需要自己总结和深化，而且还要在国际交流、交锋、交汇中为国际社会所认识、为世界人民所接受。
1. 中国外交哲学价值观主要源自国内，但国际传播的重心则在于国际共性。
中国外交哲学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外交领域的中国化，也是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在中国外交领域的当代化，还是当代中国和各国外交哲学的整合与交融的全球化，因而既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思想和深层思考，也与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相关发展具有共性和交集。对于此点，中国外交哲学价值观在国际传播时必须予以关注和重视。国际传播的重点不是中国外交哲学的特殊性，而是它的普遍性。如同总结其他领域的普遍性一样，总结中国外交哲学价值观普遍性的重点在于其与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共性，如共同的实践、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等。事实上，中国也是这样在做的。根据国情，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根据世情，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又首次提出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两大价值观各有个性，也有共性，我们在对外宣传和传播时要把两者逻辑关系和互动关系讲清楚，增加世界各国和人民对此的认同和支持。
2. 中国外交哲学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主要途径。
首先，身教重于言教的国际引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在外交中坚持亲诚惠容和正确义利观等先进理念和实践，是在国际上传播中国外交哲学价值观的基础。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处置妥当，宁可承受损失但也要与世界各国同舟共济，从而在国际上传播了中国外交哲学价值观。其次，化哲理为常理的大众传播。现代通讯手段无论多么便捷，但总归是“术”和“用”，而大众传播的内容却是“道”和“体”。把包括外交哲学价值观在内的中国新思想和新理念的时代背景、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原创性贡献研究深、阐释透，用通俗易懂的“国际大众语言”将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讲得令人信服，才能做到和做好向世界各国和人民的传播。再次，体系化和学理化的核心传播。习近平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就国际政界的交流而言，中国领导人经常在哲学和理论的层次上进行深入探讨。例如，在中美破冰时期的两国物质力量差距巨大，但毛泽东富有哲理的谈话使尼克松为此折服。后者在回忆录中追忆道：“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但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再如，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Kenneth Kaunda）时首次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这一思想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建立和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又如，邓小平1989年11月23日在向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Julius Nyerere）批判霸权主义的价值观和利益观问题时指出：“（西方霸权主义）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由此可见，中国的外交哲学只要有丰富的对外实践、结合实际的理论、目标远大的理想、世人能够读懂的叙事等，就能在国际上远播四方和赢得积极响应。
3. 中国外交哲学价值观要在国际交流中为建构全球新价值观而作出重要贡献。
在国际多向交流中，中国外交哲学价值观在不断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后者众多的优秀实践和先进思想，并与世界各国共同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自然也就会催生新时代国际共同的外交哲学价值观。例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条重大原则，其中第三条原则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原则在中国外交哲学价值观以及实践中也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2023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在旧金山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指出：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的、大门是由人民打开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未来是由人民创造的。他还进而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
四、结 语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中国外交哲学的相关建设自是题中应有之义，需要有相应的历史、实践和理论自觉。
中国外交哲学及其价值观随着内外形势的迅速而复杂的变化，还在不断完善和发展，因而它的具体内容还会不断丰富，它的当前任务和时代使命还会不断增加，它的研究还会不断完善。但是,中国外交哲学及其价值观的核心指导思想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即要始终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
此外，中国国关学界在研究和建设中国外交哲学及其价值观方面不仅承担重大的政治任务，而且还需要履行相应的学术使命。有的学者认为：“习近平外交哲学，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主要体现在外交大局观、外交全局观、外交目的观、外交为民观、和平发展观、外交道路观等相互联系的诸方面。其中，统筹大局是前提，把握全局是关键，外交目的是归宿，以民为本是根本，和平发展是途径，外交道路是方向。它们相互联系，相得益彰，构成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作者对此是认同的，但还需要进行专业化研究、学理化阐述、学术化支撑和国际化表达。总之，中国国关学界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不能仅仅局限于国际问题的梳理和外交关系应对的建议，而且要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建设同步发展和相互为用，在实践中参与、在哲学上思考、在价值观上选择、在建设自主知识体系中进步，为深入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与推进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