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越洋，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上海，200083。
摘 要：
全球治理失灵、全球秩序失序、全球信任失信是当前世界面临的巨大危机与挑战。新时期的全球治理需要多元共生的文化秩序，其关键路径在于文明对话、交流和互鉴。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国处理不同文明间关系的基本立场，是中国提出的关于构建新型文明关系的原创性理论。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世界交往的实践，包含丰富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内涵，对其进行学理梳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这一理念在探求世界文明交往范式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阿拉伯国家是全球较早与中国就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发表联合声明的国家群体，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本文依托国际政治社会学理论，选取三个分析视角，以便系统考察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基础。一是国家间良性互动，二是国际社会期待与国际责任，三是集体身份认同与积极社会学习。当前，要从全球战略高度和大变局加速演进方向把握好、引领好中阿关系的高水平发展，就必须厘清文明交流互鉴与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辩证关系，重视文明交流互鉴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提供的文化内生性动力、包容性内涵、价值认同共识与道义软实力。在具体实践中，中阿双方应重视文明交流互鉴所形成的价值共识、正向认知、文化主体性等方面的重要影响，同时重视青年群体在中阿文明对话中的重要作用，以大历史观和新文明观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全球文明倡议 文明交流互鉴 中阿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政治社会学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国际局势动荡、地区冲突不断，大国关系面临种种变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遭受威胁与挑战。不同文明与文化之间的交锋之势前所未有，“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中心与边缘”等刻板二分思维导致大变局下的文明结构失衡与运行紊乱问题。“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长期占据西方思想主流市场，个别国家甚至以所谓“价值观不同”为名划分敌友，侵蚀各国间的互信与交流，加剧不同文明间的仇恨和隔阂，并进一步造成全球治理供需失衡。
全球治理失灵、全球秩序失序、全球信任失信是当前世界面临的巨大危机与挑战，阿拉伯地区也面临此类困境。很长一段时期以来，这一地区冲突频仍，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突出，极端主义思潮泛滥。域外大国仅为谋取自身利益，不尊重他国文明和政治差异对该区域进行粗暴干涉，是重要诱因之一。以巴勒斯坦问题为例，表面上看，从20世纪70年代的埃以媾和、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到90年代的马德里中东和会（Madrid Peace Conference）、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再到特朗普政府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拜登政府的“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美国、以色列等国都曾“参与”到若干“和平”方案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但“阿克萨洪水”（al-Aqsa Flood）事件以来在加沙地区日复一日上演的冲突或已宣告已有“和平”方案的失效与失灵。当前，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秩序如何建立，区域治理如何推进？是政界、学界共同关心的关键性问题。
在当今的治理框架中，除了环境、社会公平、数字化与公共卫生等议题，文化治理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文化不仅是社会价值观的传递媒介，更是塑造社会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关键因素。相对于国际治理而言，文化治理是一个新兴词汇，文明交流互鉴这一主张的提出正是中国提供的体现东方智慧的国际公共产品。2014年3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首次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主张。新时期的全球治理需要多元共生的文化秩序，在世界面临单边主义上升、国际形势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更加突出的背景下，推进国际文化合作、重建国际文化秩序更显紧迫，实现的关键路径在于文明对话、交流和互鉴。
中阿文明交流互鉴既有历史基因，也有现实基础，反映了两大文明相互尊重、包容、理解、信任、合作的基本共识。文明交流互鉴作为贯穿延续两千多年中阿友好关系的主线，在推动中阿实现更高水平民心相通方面将会发挥何种独特作用？这一独特作用与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辩证关系又是什么？中阿在文明交往方面的实践对于全球南方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何在？有鉴于此，本文着力阐述文明交流互鉴在中阿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作用。首先，对文明交流互鉴、中阿文明交流互鉴与中阿命运共同体进行概念解析，阐释理论来源与内涵特点。其次，从国际政治社会学角度对中阿文明交流互鉴进行理论思考，考察其现实基础。再次，在理论运用与实践层面，重点剖析文明交流互鉴与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辩证关系以及思考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在实践路径中所需要重视的问题。
二、文明交流互鉴、中阿文明交流互鉴与中阿命运共同体
文明交流互鉴强调文明的互动互鉴，并不是要让不同文明完全融为一体，而是各文明努力在日益深入的交融中凝结成某种共同体，如命运共同体。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研究，不仅是理论层面的纯抽象探讨，也应结合具体案例研究，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基于这一思路，本文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进行的文明交往为例进行案例研究，尝试探究中阿文明交流互鉴与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内在机理与互动要素。
（一）文明交流互鉴的概念与理论阐释
“文明”是历史阐释的一个概念、一种范式。“文明”，即文教昌明，有文采光明和文德辉耀之意。作为现代含义的“文明”（civilization），指的是“进入开化状态的过程”，意味着摆脱野蛮状态。文明交流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之后，持续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它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重大影响和意义的个人、团体、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物质文明交往和精神文明交往、制度文明交往和生态文明交往。文明互鉴是更高一级的文明交往和文化存在方式。它是指出于主观愿望而有意识地学习和借鉴他者文明。文明交流和文明互鉴之间存在逻辑关系，一是文明交流是文明互鉴的前提，文明互鉴须通过在交往中认识他者的长处为基础，或以了解他者的不足和教训为前提。二是文明互鉴是文明交流发展与演进的产物，是一种主动的、具有更高自觉性的文明互动。
从理论视角来看，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形成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全球治理观的多重影响。在此基础上构成了文明交流互鉴这一主张的三大理论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及文明观等论述；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和合”文化思想；三是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外交理论和文化治理思想。这三大理论来源又赋予了文明交流互鉴历史唯物主义性、传统文化哲理性、当代政治话语性，使其成为三大属性合一的有机整体。
首先，文明交流互鉴的第一个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包括世界交往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及文明观等，并赋予文明交流互鉴历史唯物主义性。“文明”作为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论著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之一，是其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关于文明交往的阐释见于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及文明观的诸多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首次提出“世界交往”一词，并不断发展完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交往”这一术语含义很广，它包括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人们的交往范围逐渐扩大，交往范围由狭小的、区域的，最后变成世界性的交往。”世界交往，不仅指世界性的物质交往，也包含世界性的精神交往。文明交流互鉴则是精神交往的重要产物，其核心组成部分包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所指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学艺术、道德、哲学、宗教等观念上层建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对话交流是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的决定性力量，世界历史正是人类普遍交往的必然结果。由此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既揭示了世界交往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文明传承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指出了世界交往对文明交流的世界化产生了多重积极效应。在物质交往发挥基础作用的同时，精神交往发挥着独特的社会作用。恩格斯曾在信函中强调精神交往对物质交往的反作用，突出精神交往的能动作用。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具有相辅相成、互促发展的关系，片面追求物质财富而忽视精神文明，背离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规律，更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系列观点凸显了文明交流互鉴在人类发展事业中的独特社会作用。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第二个理论渊源。天下大同、“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并赋予文明交流互鉴传统文化哲理性。先秦时期，《礼记·礼运》篇中就提出了“天下大同”的思想，这一思想强调了和谐共生的理念，超越了文化、宗教、民族的差异，启示人们以平等、包容的心态对待他者。中国当代学者指出，中国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与实践是一种“天下秩序”。在这种秩序下，没有一个国家民族或文化被识别为不可化解的敌人。中华“和”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主张不同国家和平相待、和睦相处。“和”与“合”大体指世界的不同要素、要素的不同成分之间的相应、配合、联合、结合、融合、合作、调和、平和、和顺、和谐以及合力、合成、合生、合新、合超、合美、合久等。中阿之所以能成为践行文明交流互鉴的天然伙伴，是基于两大文明深厚传统文化哲理中的共通之处，关于人类平等尊严、文明和衷共济以及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等方面的一系列伦理思想高度契合，两大文明始终保持交而互通、包容多样、和谐共生的良性交往。
最后，文明交流互鉴的第三个理论来源是中国共产党全球治理观，包括科学的外交理论和文化治理思想，并赋予文明交流互鉴当代政治话语性。具体地讲，文明交流互鉴是当前国际政治主流话语的一部分，它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4年首次提出以来，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对文明交流互鉴理念进行阐释，相继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四点主张，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全球文明倡议”等。文明交流互鉴在全球秩序深刻变革的当下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有助于促进各国人民的互信，加深人们对他国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加速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2024年6月，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决定将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该决议充分体现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要义，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2023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第24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增进理解与互信，减少分歧，努力形成共识，是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的有效路径，也是实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大中国外交核心使命的精神指南与必由之路。具体外交实践中，在国际层面，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三大全球倡议”，推动“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普惠包容的全球化”等多边主义实践；在区域层面，通过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等国际合作形式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上述一系列理念与实践无一不强调“世界大同，天下一家”，这正是以文明交流互鉴为载体超越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进步意义所在。
（二）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特点
中阿文明交流互鉴是文明交流互鉴概念的子概念。从广义上讲，它指的是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是一种共时性文明之间的互动。当前，中阿文明交流互鉴指的是中国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及22个阿拉伯国家开展的有利于增进双方正向认知、互学互鉴的文明交往活动。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具有强烈的历史传承性、生动的当代实践性、鲜明的对话开放性三大特点。
一是强烈的历史传承性。传承性与连续性密切相关。这种传承性、连续性的文明交往动力主要源于两大文明在包容和弹性的共存结构下所形成的平衡状态。季羡林曾指出：“在世界上延续时间长、没有中断过、真正形成独立体系的文化只有四个——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从希腊、罗马起始的西欧文化体系。”中阿两大民族在历史上留下不少文明交融互学互鉴的经典案例。唐宋时期，中阿商旅在贸易过程中就已经开启了较为明显的跨文化交际和文明交流；在元代，中阿间的文化交流则是多领域和全方位的，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文化；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远涉阿拉伯地区，带回了关于阿拉伯地区弥足珍贵的介绍。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Sulaiman）在《中国印度见闻录》（Accounts of China and India）中记录了中阿两大文明的交往；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al-Mansur）定都巴格达时说，“这里有底格里斯河，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阿拉伯世界最有影响、最负盛名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在13世纪中叶游历中国，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有诸多生动描述。这些珍贵的具有连续性的历史互动是两千多年来中阿关系历史传承的核心内涵，并延续至今。新时代，中阿友好精神的传承同样需要依靠文明对话。习近平曾在2014年提出对阿拉伯朋友的“四个不动摇”，其一便是“推进文明对话，倡导文明新秩序的价值追求不动摇”。这表明，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具有强烈的历史传承性，为延续两千多年的中阿友好关系提供了深厚精神滋养和人文动力。
二是生动的当代实践性。实践性强调的是文明对话交流实践效应，文明交流互鉴、全球文明倡议等主张的提出不只是理论探究，更是要通过实践解决现实问题。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中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特质”。当前，中阿文明交流互鉴要发挥的现实作用就是以文明对话为路径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走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新路，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文明共同体”是相吻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包括政治、经济的内容，也包括文化的内容，这充分说明了政治、经济、文化三者是高度联动的跨文明共同体。当各文明的对话交流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时，必然会对文明间的经济对话交流起重要助推作用。2023年12月，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共同签署《关于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联合声明》。阿拉伯国家是全球较早与中国共同发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联合声明的国家群体，为深化中阿文明对话、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经验和探索。2024年5月，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讲话中提出中方设立“全球文明倡议中国—阿拉伯中心”的倡议。上述倡议均强调了中阿文明对话这一实践在夯实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的重要位置。中阿之间通过深度的人文交流实践，有利于逐步减少或消除阿方的安全赤字、发展赤字，共同推动并实现区域治理的稳步发展，逐步构建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三是鲜明的对话开放性。开放性指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世界意义，具体表现在不同民族跨越空间的自然障碍和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障碍，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实现充分沟通和达成更多共识和共同的结果。一方面，开放性突出强调文明交往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交往内容及形式从低级向高级演进，还在于其对文明多样性的承认。究其原因，开放性强调世界的本原是“多”，而不是“一”，因此不需要用非和平手段去消灭“多”达成“一”。相反，正是因为“多”才需要交往。中阿文明交流互鉴不仅在两个不同文明间具有现实作用，而且在全球、区域和国家间关系建构中具有指向性意义，包含着全球性的示范价值。另一方面，文明对话不仅仅是单一的、线性的过程，它更是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互动。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成果既惠及双方，也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重要贡献。历史上看，阿拉伯人是最早将中国介绍给世界的民族之一。中国的丝绸、瓷器制造技术和造纸术、指南针、火药三大发明都是通过阿拉伯人传到了欧洲。阿拉伯地理学家扎卡里亚·卡兹维尼（Zakariya al-Qazwini）将中国的皇帝描述为“公正贤明的君主”。阿拉伯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艾布·斐达（Abu al-Fida）指出，“中国人在政治上有智慧、公正”。萨埃德·安达卢斯（Said al-Andalusi）在《民族阶层》中提到了中国人民吃苦耐劳的特性。阿拉伯史地学家们通过历史、地理典籍将有关中国及中国人积极、正面的形象传播到全球，也为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建构了重要的正向认知与民心基础。
（三）中阿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特点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中阿命运共同体构建有着清晰的顶层设计与发展路径。从首次提出“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到中阿双方宣布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再到“建设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以及“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跑出加速度”，中阿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国际公认原则和共同价值为基本遵循。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演讲中明确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基本遵循的原则。与西方国家总是强调“文明冲突”“文化差异”不同的是，中国讲究“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从中国对阿外交实践来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精神、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等是中国外交的一贯主张与行动实践，也是中国外交思想的宝贵财富。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求同存异”演说。1956年起，中国陆续与埃及、叙利亚、也门等阿拉伯国家建交，有力证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求同存异”精神的生命力。“求同存异”精神也成为中阿友好关系的发轫。当前，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双方应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平等相待、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是中国外交的传统，建立在此内涵基础之上的国际公认国际关系原则是中阿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本遵循，也是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前提。
二是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为基础和前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的目标和方向，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是前提和路径。后者的核心内涵是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阿拉伯世界是当前中国战略伙伴关系高度密集地区。一方面，2004年以来，中阿关系实现了由“伙伴关系”到“战略合作关系”再到“战略伙伴关系”的“三级跳”，双方的政治互信不断深化。2004年，中阿双方就建立“平等、全面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达成一致。2010年，中阿双方确立了“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2018年，中阿双方一致同意将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战略伙伴关系具有多边和双边两种形态。在多边层面，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以及伊斯兰合作组织开展了集体合作。在双边层面，中国已同20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多层次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新路径和通向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新起点。
三是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实现中阿共同发展为必要条件。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是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的必要条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强行通过“一元论”价值观外交划分阵营、将本国价值观强加于人所不同的是，中国始终以和平与发展为己任，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持续注入稳定剂与正能量，通过大量发展成果实现中阿共同发展。中国连续多年稳居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中阿贸易额从2004年的367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3980亿美元，增长约11倍。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中国已同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和阿盟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实现全覆盖，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实施了200多个大型项目，合作成果惠及双方近20亿人民。中沙延布炼厂助力沙特经济转型升级，援埃及二号卫星为埃及国土资源普查、水利、农业等领域提供服务，建成近1000个5G基站助力科威特成为中东地区首个5G通信网络全覆盖的国家，中阿双方在绿色低碳、航天卫星、信息通信等新兴领域合作持续深化。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中阿技术转移、清洁能源、北斗卫星等中心高效运行，双边技术转移中心联通数千家中阿科研机构和创新企业，为深化绿色创新合作提供有力支撑。上述数据与案例充分表明，中阿正在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方向，即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美丽清洁的世界，双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从人类公平正义出发，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
三、关于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思考
文 明 交 流 互 鉴 作 为 世 界 交 往 的 实 践 ， 包 含 着 丰 富 的 国 际 政 治 社 会 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IPS）内涵。就国家行为体来说，民族国家首要的特性是社会性。对文明交流互鉴进行学理梳理，特别是国际政治社会学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一理念在探求世界文明交往范式，积极协调不同文明关系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本文选取国际政治社会学理论下的三个分析视角，考察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基础。一是国家间良性互动，二是国际社会期待与国际责任，三是集体身份认同与积极社会学习。这些分析视角可以作为判断当前文化秩序重建的客观条件是否已经形成的重要依据。
（一）中阿文明拥有丰富平等的良性互动，为区域与全球文化治理提供了实践基础
国际互动作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指主权国家或国际组织等国际行为体之间所进行的互动行为，包括互动的过程、方式和结果，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范畴。其中，文化互动主要指国际行为体在文化上的交往过程与实践。
在区域和全球层面，中阿双方进行了丰富平等的良性互动，具体表现在通过区域合作机制，如中阿合作论坛（China-Arab States Cooperation Forum）、中非合作论坛（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战略对话机制（China-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Strategic Dialogue），以及综合性全球协调机制，如“一带一路”倡议（BRI）、金砖国家合作机制（BRICS）、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等平台推进多边、集体合作。相关机制构成的是一种跨文明的、以非西方国家所倡导的区域治理，是对世界秩序重构的积极实践。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分别开展的双边人文交流外溢为多边文化合作，形成跨文化共同体，进而为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区域层面，中阿合作论坛是中阿集体合作的最重要平台之一。该论坛是推动中阿关系发展的重要引擎，是中阿文明对话的重要载体，是文明交流互鉴区域实践的示范。2004年9月论坛成立之初发布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开篇就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联盟），认识到中阿在历史上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和文明交往，共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表述凸显“文明性”是延续两千多年中阿友好关系的首要鲜明特征，文明交流互鉴是中阿友好关系传承发展的价值支撑。论坛历次部长级会议发布的《行动执行计划》是落实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指南。通过对相关文件的文本梳理，我们也可以清晰地发现中阿双方对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性的共识与实践正在不断深化，由最初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提升到“文化合作和文明对话”，不仅相关表述所占篇幅增加，文化合作和文明对话内容也在丰富。中阿合作论坛19项机制之一的“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自2005年起已成功举办了10届，是中方以消解文化冲突、促进文明理解为目的主动设置议题的成功案例，已成为国家级中阿文明互鉴交流平台。此外，双方合作也涉及艺术节展演、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保护、图书信息资料交换、文化中心建设和智库交流等多个方面。
在全球层面，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也有众多交集。其中，“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提出的新型国际交往与合作平台，是当前时期国际互动的最重要体现之一。如前文所述，中国已同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和阿盟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阿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阶段，双方持续推进人文领域合作，增进中阿民心相通。2019年，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1次会晤中指出，金砖国家为世界文明交流提供了最佳实践。2023年8月，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立12年来实现历史最大规模的扩员，埃及、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正式成为金砖大家庭成员。从机制性质来看，金砖国家合作框架等国际组织的人文交流机制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同时，也推进了国际合作空间从经济领域向文化领域延伸。正是由于区域间文化的相互吸引和相互学习需求，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跨越了单一经济领域国际合作组织的范畴，更超越了西方单一文明基础上的共同体理念。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的历次会晤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都是重要发展方向，通过民心相通把人心凝聚在一起，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认同和文化自信，也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新型南南合作基础上坚持独立自主。
（二）阿方对中方怀有的强烈国际社会期待与中方的国际责任意识，是推动中阿文明交流互鉴成功开展的社会基础
国际社会期待是国家间互动的关键要素。阿方对中方履行区域及全球治理责任怀有强烈的国际社会期待，积极支持中方提出的各类倡议与主张。阿拉伯国家联盟是首个同中国共同发表数据安全合作倡议、发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联合声明、签署关于建设智库联盟合作文件的地区组织。17个阿拉伯国家支持“全球发展倡议”，12个阿拉伯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中国建造”“中国制造”大幅提升了阿拉伯民众生活水平与幸福指数，这成为阿拉伯国家对中国国际社会期待的重要民意基础，为实现更高水平中阿民心相通，为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在阿落地持续积累并夯实社会基础。2023年3月，沙特和伊朗两国在中国斡旋下复交和解。中国之所以能在“沙伊历史性和解”过程中担任重要的调解员角色，也正是基于沙伊双方对中国的真实信任与期待。2024年5月，巴勒斯坦哈马斯和法塔赫两派在北京就巴内部和解举行磋商，坦诚对话。2024年7月，巴勒斯坦14个派别在北京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团结的《北京宣言》，体现了中方在相关区域治理乃至全球治理中“被期待”“被信任”的角色。
阿方对中方这种强烈的“国际社会期待”源于中国外交秉持的正确义利观，即政治上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经济上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突出以世界责任为己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义利与公道密切相关。政治一旦被“为私”支配，就会失去政道；政治一旦被“为公”指引，就能得到政道。在中国的大国外交话语和外交实践中，“公”是处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以及建设国际秩序的一种价值导向，强调公道、公正、公平对维护国家间秩序的意义。一千多年前，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奈迪姆（Ibn al-Nadim）在他的代表作《目录》（al-Fihrist）中就将中国的政治制度描述为“世界上最公道的政治体系”。“和解潮”推动地区秩序重建转型，也凸显了阿方对中方践行的“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一准则的国际认可与国际期待。
国际责任来自对于国际社会期待的回应。国际社会对于一国履行国际责任的期待，影响着国家的外交观念与外交政策。在国际社会中，各国均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并且基于自身角色定位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大国的政治意愿、力量对比以及关系互动对国际秩序具有塑造作用。不同的国际身份承担着不同的国际社会期待，不同国际身份下的国家应该肩负与实力和期待相对应的国际责任。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倾向加剧，其价值观外交充分暴露了霸权主义的本质。近年来，随着相对实力的下降，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在下降，世界一度存在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之中的风险。在变乱交织的当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持续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三大全球倡议”，一系列以公平正义为首要道德底线的国际公共产品不仅倡导一种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内涵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模式，也构建了一条改进世界文明秩序、深入推进文明对话的有效途径。这展现了中国在区域及全球治理中的国际责任意识，既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共同期待，也是由中国自身的使命决定的。
阿方对中方怀有的强烈国际社会期待以及中方的国际责任意识，是推动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社会基础。当一个国际关系行为体是有着国际主义、世界主义情怀的大国时，它的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就会有力地建构这个大国的外交理论和外交政策。对于中国而言，要以大国使命承担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责任，面对当前人类深陷文明迷思的泥潭，中国更应以大国姿态引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应为弥补世界文明赤字作出积极尝试。
（三）阿拉伯国家共同的集体身份认同和积极的社会学习实践，构成了中阿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基础
身份认同指的是某个行为体所具有的或展示出的个性及区别性形象。这类形象是通过与“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塑造集体身份认同，就是要实现国际社会中各行为体“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认同。随着“陌生感”的减少与共同利益的增多，国际行为体之间的认同感也会随之增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利益的确有促进国家间合作的功能，但它始终处于动态变化调整中。一旦利益得以实现，合作基础就可能生变甚至不复存在。相比之下，共同价值赋能的集体身份认同是一种更稳固、持久的观念基础，国际社会中不同的行为体在长期合作后重新构建集体身份认同，这种集体身份认同一旦产生后就实现了文化内化，以正向互动做出积极回应，产生更多促进友好合作的交流行为，乃至形成合力以实现人类社会的更高目标。
集体身份认同是一个动态概念，它的形成、强化或弱化都会直接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与外交行动，也是影响国际合作的重要因素。当前，阿拉伯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呈正向上升趋势，具体表现为自主、自立、自强、自信的战略自主意识在不断强化，即以独立自主代替依附倚靠，以团结和睦代替争端冲突，以合作互助代替割裂孤立。其战略自主身份认同增强的标志性事件是2022年10月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31届阿盟峰会，峰会发表的《阿尔及尔宣言》（Algiers Declaration）确定了阿盟独立自主、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也标志着阿拉伯世界进入团结自强、和解和睦的新时代。
简言之，集体身份认同强化的动因有两点。一是阿拉伯国家多年来“试错”付出的代价。长期以来，阿拉伯地区一直是战乱与冲突频发之地，也是世界大国力量博弈之地。美国推行的中东战略引发了阿拉伯地区长期或明或暗的冲突对抗，导致该地区错失太多发展机遇，成为了全世界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根据联合国在2022年“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发布的数据，目前世界上89%的冲突发生在文化间对话较少的国家。为了建立有效合作，保持和平，加强文化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当务之急。二是阿拉伯各国积极的社会学习实践。近年来，阿拉伯国家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意愿显著增强，在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方面，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存在诸多理念契合点和利益汇合点，开始根据本国利益独立自主地开展外交活动，在大国间寻求构建灵活、平等的关系。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核心成员，阿拉伯各国政府更加务实开放。近年来，许多阿拉伯国家制定了发展愿景，如沙特“2030愿景”（Saudi Vision 2030）、埃及“可持续发展战略”（Egyp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卡塔尔“2030国家愿景”（Qatar National Vision 2030）等。这些举措均是积极的社会学习实践的体现。
阿拉伯国家共同的集体身份认同和积极的社会学习实践，构成了中阿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基础。一方面，各国愿意以更加平等、包容、开放的姿态开展文明交流互鉴等精神交往活动，彼此增进国际认同与内部团结，消除和减少外部消极因素对各国发展的负面干扰。另一方面，阿拉伯各国彼此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集体身份与集体观念，并在此集体身份下产生了非常稳固的行为预期，就能达到高度互信的程度。因此，塑造国际行为体之间的集体身份认同与学习实践对于构建命运共同体至关重要。
四、文明交流互鉴与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辩证统一
文明交流互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辩证统一关系。文明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全人类践行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载体。中阿文明交流互鉴与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亦构成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中阿文明交流互鉴是共筑高水平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石，为落实建设中阿命运共同体、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和文明观支撑；另一方面，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有助于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推动世界文明秩序向平等包容的方向发展，逐步构建起文明价值共同体。
（一）文明交流互鉴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内生性动力
文化内生性动力指的是“文化自觉”。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共有观念、共同认知，其实质是一种内生性的精神力量。“文化自觉”这一名词是费孝通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次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的，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文明交流互鉴是对自己文明和异己文明的理性探索和全面理解，是提高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重要条件。
从个体层面讲，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从国家和民族层面讲，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具有鲜明的本色、特色和价值，只有植根于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深度了解自己国家与民族的渊源和文化生成根基，才能形成对世界的客观独立判断，才有能力面向世界主导本国和本民族形象的塑造，并对他者塑造的国家与民族形象产生正向影响。与此同时，只有深入了解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别的本土文化、历史文明，了解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接受心理，才有机会建立起对世界全面、系统、准确的认识。因此，思考不同文明的相处之道，应当是每一种文化思想的自觉。
中阿两大民族虽然信仰不同，但同为东方民族，同属东方文化圈，具有共同价值基础。东方民族的人民学习东方文化，了解东方文化间的交往是义不容辞的义务与责任。相比之下，西方文化霸权推出的“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伊斯兰恐惧症”等，把文明之间的差异极化为文明对立对抗的根源，打压东方民族的文化自信，忽视了人类追求和平发展和共同合作的努力。然而，东方文明终究要回归到它自身的发展逻辑之中，用文明交流破解文明冲突。近年来，包括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东方国家进行了较多增进互相认知、增强文化自觉的实践。2019年在中国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是文化自觉的重要体现，是各方主动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举措，也是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愿景的积极实践。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的同时，沙特也举办了首届亚洲阿拉伯学大会，这是亚洲国家间以文化学术交流为内涵进行南南合作的典范，更是亚洲文明对话的组成部分。两大会议遥相呼应，表明文明对话源于各国需要，符合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为亚洲国家提振了士气，为文明对话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础、拓展了思路、指明了方向。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uhammed bin Salman）曾说，“我们的国家建立在伊斯兰教、部落文化、阿拉伯文化、沙特文化以及我们的信仰之上，这是我们的精神灵魂”。沙特还通过加强对公民的核心价值观培养来增强文化自信，成立了萨勒曼国王阿拉伯语全球学院（King Salman Global Academy for Arabic Language）。上述案例都体现了亚洲人民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自觉自信，这是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内生性精神动力。
（二）文明交流互鉴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提供包容性内涵
包容性是多边主义的核心要义之一，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所需的合作、和谐的国际环境能否形成，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面临的冲突与矛盾能否得到化解。国际社会建立的基础就是一定的文化一致度与包容度。在世界历史中，越能异中求同、包容性越大的国家体系往往具有越强的生命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扶助为特征的伙伴外交，它的实现需要将国际合作从单一文明主导的共同体合作转向多元文明主导的共同体合作；外交也从一般意义的伙伴外交转向以扶助为特征的伙伴外交，具有超越国家、民族、文明利益的人类外交的某些特点。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强调多边主义愿景下的文明对话与合作，以及在多元文化交流交融中形成的人类共同价值和全球共同利益。不同人群、不同民族之间的理解包容和合作交流，是全球治理依赖的基础。理解包容基于共鸣，在共同体中有它的社会表达，合作交流基于共同认知，在各种不同的组织或者群体中实现。共鸣与共同认知的实现必须依靠价值认同，并基于自愿和量力而行的原则。因此，文明交流互鉴为伙伴外交提供包容性文化内涵，用包容互鉴取代霸权征服，这是不同文明实现真正平等对话的先决条件。
包容性也是中阿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核心要素。在首届中阿峰会上，习近平提炼出中阿友好精神的深刻内涵，即“守望相助、平等互利、包容互鉴”。这一内涵超越了传统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直面世界政治中日益增长的多元共存的文化诉求。“包容互鉴”指的就是中阿文明互赏、互学、互鉴的历史传承，是中阿友好的价值取向，是中阿友好精神的重要内核。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
（三）文明交流互鉴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认同共识
价值认同共识指的是对于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内涵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就是为了寻求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依靠各主观行为体的行为自觉，这种行为自觉的内驱力更多来源于价值认同。如果缺乏价值认同，即便有再多的共同利益也难以形成稳定的共同体。国际合作的出发点在于生存、主权、和平等国际社会共享的利益，以及同质相吸、求同存异的共同价值观。当今世界，狭隘的民族主义、零和博弈思维时常反映在各类国际交往中，根本原因或归咎于价值认同共识的缺失，其中重要表现之一是西方世界对于价值和价值观两大概念的错误理解。它们有意混淆两者的概念，认为全球各大文明及其衍生分支，由于历史与实践的不同，价值观必然不可能完全同质，进而质疑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事实上，价值观与价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价值观”指的是对经济、政治、道德、金钱等所持有的总的看法。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价值观也有所不同。“价值”指的是事物或现象对于一定个人、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生活和活动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价值观可以有所不同，但共同价值完全有可能且有必要存在。一方面，价值观相异不是合作难以达成的原因，因为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取向，但价值观混乱，甚至将价值“武器化”却会导致意识形态对立，进而引发猜忌、冲突、战争。另一方面，价值观相异也不意味着人类共同价值的要素无法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全人类基本价值共识的凝练概括，是每一种文明都应包含的应有之义，体现了人类文明中基本、普遍、深层的追求。
全人类共同价值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起着重要的方向引领作用，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遵循。2011年9月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首届中阿峰会上，习近平在阐述中阿命运共同体内涵时提到要加强文明交流，增进理解信任。他在数次访问阿拉伯国家发表的讲话中引用对方成语、典故、中阿典籍中有关对方形象的记载，寻找双方文明的相似点与共通点，增进彼此的价值认同，驳斥西方“非黑即白”“零和博弈”的价值观外交。由此可见，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着对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的承认和尊重，也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价值尺度。而文明交流互鉴既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也是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利益的重要载体。
（四）文明交流互鉴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提供道义软实力
道义软实力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关键要素之一。阎学通认为，以“道义”为核心的政治领导力才是国家实力的关键所在。从国际上看，道义意味着良好的信誉，信誉带来他国的信任和国际支持。道义现实主义强调了国际体系领导国权力中道德的不可或缺性。当今世界各种问题挑战层出不穷，根源就在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不公平性和非正义性，道义这一概念为解释当下国际治理困境提供了一定的解释空间。
道义可以看作是公道和正义的综合体现。道义不仅要求个体在行为中保持公道，还要求在社会结构中践行正义。正义是古往今来人们衡量理想社会的主要标准，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价值取向。正义原则是指导社会分配的首要原则。没有正义观的全球治理是霸权治理，只有符合人类道德底线的，体现人类公平正义的新型外交关系才能缓解冲突、消除霸权主义等破坏国际经济关系的因素。
中国在与阿拉伯地区相关的问题上始终站在人类公道与正义一边，为地区和平与发展持续注入稳定性与正能量。美西方国家与中国博弈的本质，是你输我赢与和平共处、公平正义两种方法论和世界观的较量。中国人相信，个人道德行为端正和私心的自我约束，对整个社会秩序稳定具有重大意义，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反霸道行王道。近年来，中国在中东的外交实践无一不体现公平、公道、正义的道义软实力。成功推动沙伊和解、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和解，为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求大同、存小异，谋和平、抓发展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地区格局。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中国始终坚持“两国方案”，以道德伦理为首要考量因素积极主动作为，多次提出方案，推动高级别国际会议，致力于全面、公正、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一核心问题。在促进巴内部团结，长期持续开展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构建地区和国际劝和促谈机制等方面，深入具体地展示中方在解决国际社会难题方面如何坚持普遍包容性、伦理正义性相统一的道义软实力。
可以说，文明交流互鉴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道义软实力。在彼此的文化理解与尊重中，中阿双方不仅深化了历史积淀的友谊，还为未来的共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基于文明互鉴的合作，超越了经济与政治的范畴，将道义力量转化为促进和平、共赢的内在动力，也推动了中阿各领域双边合作的开展。
五、文明交流互鉴在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实践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文明交流互鉴从理念主张发展成为实际行动，需要具体实践载体与路径。全球文明倡议正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行动指南，为重塑全球秩序指引方向和路径。该倡议提出的四个“共同倡导”有利于破解全球价值赤字，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各国彼此合作，是应对各种全球性危机、破解世界发展难题的根本出路所在。中阿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是双方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构建更高水平民心相通、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加速发展的重要路径，在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应重视价值共识在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问题中的关键作用
跨越两千多年的中阿友谊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从现实视角看，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所形成的价值共识是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面临问题的重要因素，是当前不稳定世界所必须重视并持续发展的关键议题。当下，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在深度交往、密切互动的同时，也显现出更加频繁的摩擦、纷争和对抗。阿拉伯国家有大有小，有富有穷，在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资源禀赋等方面都有所差异。这就更需要通过文明交流互鉴争取更多的包容与价值共识，在克服困难和妥善处理分歧中逐步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当前加沙冲突与战乱交织的局势亟需包容与和平文化，而“和解潮”的实现正是“包容性”文化交往的结果。一系列外交层面的进展也充分说明了中方在参与调解地区热点问题过程中采取的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和平范式”行得通。
（二）应重视中阿正向认知在解决当前国际信任赤字或危机方面的作用
在国际政治社会学视角下，国际信任主要来源于国际社会实践以及他国对本国的认同，是外部世界对某个国家的良好认知或正面观念所积累起来的观念形态。这就强调了正向认知在塑造国际信任中的关键基础作用。正向认知是建构相互认同和集体身份的重要因素，对加强战略互信，建立合作与和谐的体系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中阿间文明交流互鉴的根本目的是增进双方的正向认知，增信释疑，填补双方由于国际秩序失范以及大国行为失信导致的认知赤字。因为只有彼此的正向认知、认同增加，基于共同价值观之上的国际合作才能形成，并经过长期的国际交往实践积累，构建起较高水平的国际信任。
中阿双方学界在通过话语权、传播叙事和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研究增进正向认知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也具有一定优势。其中，尤其要注意发挥智库等学术机构的作用。2024年1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同阿盟秘书长阿布·盖特（Ahmed Aboul Gheit）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关于建立中国—阿拉伯国家智库联盟的谅解备忘录》。2024年9月，智库联盟首次会议成功召开，搭建起中阿智库间的官方交流平台。这对增进中阿文明交流对话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平台下，中阿双方深化在教育、文化、科研、旅游、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加大对方文化产品的供给，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创造条件。中阿双方力求将酝酿筹建中的“全球文明倡议中国—阿拉伯中心”打造为双边关系发展和世界文明交流的标志性成果。同时，积极举办“文明的起源与互鉴”学术夏（冬）令营，联合出版《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国际学术期刊，开展经典图书互译等活动，加强务实合作。通过上述文明交流互鉴的具体路径，中阿双方将有效增进双方的正向认知，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当前国际信任赤字或危机。
（三）应充分认识文明对话在强化各自文化主体性方面的作用
文化主体性体现在独立性、自觉性和能动性三方面。独立性是肯定自己的独立存在；自觉性是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认识；能动性即具有改造环境的能动力量，不屈服于外界环境与压力。中阿双方的文化主体性直接影响到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广度与深度。这种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是对以“冲击—反应”模式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文明话语体系的批判，二是对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全球影响力的建构与提升。
“冲击—反应”模式认为，西方提供原动力，非西方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相应的变化。这一模式的致命缺陷在于忽视了各民族文化在面对西方冲击所做出反应的主体性。在中阿两大文明各自发展史上，也曾遭受到这一模式的冲击，没有足够自信和能力对各自文化的内涵、价值和生命力等进行客观中允的审视。近代以后，中国少数知识精英也曾丧失文化上的自信，认同列强“以强弱定文野”的思维方式。对于阿拉伯世界而言，“西方文化霸权的扩张，使得伊斯兰世界自近代以来所面对的异质文化的压力进一步加重，诱发了伊斯兰社会的认同危机、社会文化危机、合法性危机、精神危机等一系列危机。”文明交流互鉴在巩固文化主体性方面有着重要作用，通过文明交流互鉴，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能够深刻认识到各自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独特历史，选择的道路也自然不同于西方，从而看清西方干涉他国内政、质疑他国道路选择的言论欺骗性。坚定中阿各自的文化主体性，有助于建构与提升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全球影响力。
（四）应充分重视青年群体在构建更高水平民心相通中的主力军作用
文明交流互鉴是增信释疑、促进彼此民心相通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指出，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阿拉伯国家青年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较高，以该地区人口第一大国埃及为例，18–29岁的青年人口为2020万，相当于人口总数的21%；1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4.2％，65岁以上人口仅占3.9%。中阿两国领导人尤为重视中阿青年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更高水平民心相通中所发挥的主力军作用。2022年12月，习近平复信沙特中文学习者代表时指出，学习彼此的语言，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将有助于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也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2022年12月8日，习近平会见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时强调，双方要推进中文教学，培养更多中埃友好的使者。中阿青年既是历史悠久的中阿友好关系的中坚力量，也是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中阿青年是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建设者，青年对于提高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构建的主体意识，促进中阿双方价值观的交流，加强中阿文明交流互鉴，推进中东区域治理和转变发展理念，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外研究机构的调研与舆情监测结果均显示，阿拉伯青年的对华正向认知在不断提升。这充分彰显了青年一代在促进中阿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作用。2023年7月，《环球时报》旗下舆情调查中心关于“沙特年轻人眼中的中阿关系”的调查显示，超七成（73%）受访者对中国印象好，而对美国印象好的受访者不超过半数（47%）。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阿拉伯晴雨表”在9个阿拉伯国家、近2.3万人中开展的民调也显示，中国在阿拉伯国家民众中的好感度领先于美国。阿拉伯朋友特别是青年一代，将中国视为真诚、友爱、可信赖的朋友。因此，中阿应充分重视青年作为文明交流互鉴主体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通过文化交流、学历教育、普及科学等途径消除隔阂、偏见、仇视，播撒和平与发展的种子。
六、结 语
世界文明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的。在多样性的世界文明图谱中，任何文明都不能拒斥与其他文明的交往而独立存在，多种文明并存与交流互鉴是历史的常态与必然。文明间应是一种美美与共的互补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
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国处理不同文明间关系问题的基本立场，是中国新型文明观的集中体现。构成世界历史上不同文明间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是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支撑。当今国际社会，不同文明间的互学互鉴在全球治理中具有怎样的实践性意义？这一问题的现实性与迫切性正在逐渐凸显。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与当代实践表明，“文明对话”的积极意义必然要超过“文明冲突”带来的直接伤害与长久后遗症。在全世界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的严峻挑战下，冷战思维、单边主义和意识形态挑战的逻辑不利于国与国的交往，最终只能导致国家间的对立与冲突。倘若能将文明交流互鉴中蕴含的全人类思想精华与当今的国际现实联系起来，在知识产生过程中实现突破和创新，就能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开辟新的道路，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大程度凝聚全人类共识，这也是文明交流互鉴当代意义的体现。
阿拉伯地区是全球治理的核心与关键区域之一。冷战结束以来，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从“中东剧变”到新一轮巴以冲突，美西方国家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通过霸凌、霸权、霸道行径严重损害地区国家利益。当前的阿拉伯地区迫切需要一套新型价值体系，引领其摆脱“普世价值”的干扰与误导，走上独立自主、多元平衡的发展道路，从而推动以阿拉伯国家自身为主体的区域治理，建立一个由阿拉伯国家为主的地区新秩序。2022年12月召开的首届中阿峰会具有超越双边和地区范畴的重大国际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习近平强调，中阿两大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独特贡献，愿继续倡导文明对话交流。2024年5月，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提出，要把中阿关系建设成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典范。中阿双方达成的广泛共识将为人类文明秩序、全球治理格局重塑提供中阿智慧，以大历史观和新文明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将为全世界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重要参考。
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24年第5期）